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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对民事案件送达的规定

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将诉讼文书或者法律文书送交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及其他法律规定，民事送达分为以下几种送达方式：直接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一）直接送达

《民诉法》第78、7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81、82、83、84条规定了直接送达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送达人配合的直接送达，另一种是被送达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

（二）委托送达

《民诉法》第80条、《民诉法意见》第86条规定了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送达。

（三）转交送达

《民诉法》第81、82、8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理期限规定”）第10条第（四）项规定了适用的特例对象为在军队、被监禁、改造、劳教的当事人，以其送达回证签收的日期为准。

（四）邮寄送达

《民诉法》第80条、《民诉法意见》第85条规定了邮寄送达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准。2005年1月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邮寄送达规定》），在《民诉法》框架内，通过某些方面的完善，规范了现行邮寄送达制度，《简易程序规定》第29条规定“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

（五）公告送达

《民诉法》第84条、《民诉法意见》第88条对适用公告送达进行了简单的规定，明确了公告送达为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穷尽以上送达手段而不能才采取的最后一种送达方式。

二、民事案件送达的现行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不少法院主要采用的是邮寄送达、直接送达、公告送达。上列送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邮寄送达

1、在自然人为被送达人但非本人签收，而对签收邮件人的人没写明签收关系，将回执退回法院时，承办人不知签收人与当事人是什么关系，尤其是开庭时当事人不到庭，承办人不敢轻易开庭作出判决；或者法人为被送达人而签收人为自然人又无单位盖章的情况下，仅有签收的自然人姓名，而未注明签收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及与被签收人关系，从而无法判断是否为有效签收，当受送达人是被告却没有到庭时，法院难以决定缺席审理。

2、邮政机构在受送达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未能见到受送达人的，可以将邮件交给与受送达人同住的成年家属代收。而当邮件送达到家门口时，开门的是成年人，是否同住，是否家属，只有听其本人叙说。一旦交邮，受送达人事后否认签收人家属身份并与其同住，法官还得调查清楚才能作出送达是否有效的判断。

3、邮局对受送达人长期外出，下落不明或“查无此人”的，也不请当地基层组织、受送达人所在单位出具收件人下落不明的文字证明，就将原法律文书退回法院，这种“送而不达”的现象，使法院的审判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4、邮寄送达回执不规范。邮寄送达的过程中，邮局仅仅将法律文书交给被送达人所在工作单位、基层组织，由这些单位签收后，再转交给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有时法律文书几经周转才达到被送达当事人手中，造成邮局回执上记载的日期与当事人实际收到的日期不符。

5、当事人租赁商住楼作为办公、经营场地，且楼内有许多单位，物业公司设置门卫兼报刊和信件代收代发等服务工作。平常信件由物业公司代为收发后再分发至各收件人的信箱，挂号信件由其代收并进行登记，然后由收件人定时前来领取并签字。类似物业公司向住户长期提供信件代收发服务旋即产生的邮寄送达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有待思考。

（二）直接送达

一种是被送达人配合的直接送达，另一种是被送达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由于现行《民诉法》规定送达一般在被送达人的住所、居所进行，当事人外出上班，做生意或受送达是双职工，白天家中无人等原因，很难找到。遇到这种情况，既无法直接送达，又不能采用留置送达或邻居代收，致使法院送达人员往返奔波，送而不达。送达签收过程中，签收人范围也较小。而对于当事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民诉法》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要求人民法院必须要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有义务必须见证，而由于其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人而不愿意到场见证，即使到场了也不愿见证。遇到有的当事人恶意逃避送达，明明他是被送达人本人或者是被送达单位负责人却不承认，无法证明其身份的情况，法律没有明文授权给法院工作人员有事前查验其身份证的权利，使法院送达工作无所适从，也没有较为严厉的惩戒手段，从而增加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难度，使法院送达费时费力且见不到成效，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使审判工作步履维坚。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11条规定了在被送达人拒绝签收，被邀请的人不愿见证的情况下，送达人可以注明情况进行留置送达。但是这仅仅只是在简易程序中适用，而没有规定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适用。这是立法上给人民法院的送达、审判工作造成的困难。

（三）公告送达

适用公告送达的一个重要情形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没有音讯的状况，而受送达人具有下落不明情形，必须要有送达人所在单位、基层组织的证明，通过找其近亲属了解、核实情况。一般情况下，所在单位、基层组织拒绝出具证明，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外出务工经常流动，并非居有定所，他们也不是非常了解情况。
关于汉语姓名设定的立法建议

徐先明


摘　要：法律应当对公民设定姓名作出限制，但应当允许少数民族作出变通的规定。姓名必须有名有姓，姓氏不可废。公民不可随意取姓，只可随父或者随母。取名只能使用法定用字表中的两个汉字。姓名的意义也应当有所限制。户籍登记机关在控制重名重姓方面应当负主要责任。变更姓名应当有正当原因，并且原则上以一次为限。
关键词：姓名　设定　变更　限制


笔者升级做父亲了，为给儿子取名费了好大心思。妻有妹妹但无兄弟，岳父为此一生不乐，如今有了第一个外孙，如能与他同姓，那幸福将不可言状。说实在的，我愿意这样做。身为大学法律教师，我深知我国婚姻法有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我无法过我父母那一关，因为他们也只有我这一个儿子。那就把我们夫妻俩的姓合在一起吧，再加两个字的名，反正如今四个字的姓名已经很流行了。可仔细一想，似乎不妥。如此一来，人家要问我儿到底姓什么，我可该如何回答呢？如果说姓“徐”，那妻的姓加上去岂不毫无意义？如果说是复姓，那中国岂不从此又多了一种姓？如今，这样给孩子取名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了，那中国的复姓岂不也是越来越多？将来这些孩子也为人父母时，如果夫妻俩都是这样的复姓，他们也要把自己的姓合起来，岂不是要产生四个字的姓？想象一下，两三代之后，中国人的姓名就会象欧美人的姓名一样：第一，姓氏满天飞，多如牛毛；第二，姓和名之间得用“•”号隔开。为此，笔者产生了研究姓名设定的兴趣，稍一研究就发现姓名设定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第一个问题是姓名的民族区别。
陈爱国同志有一个观点说：“考虑到我国民族众多，有关风俗习惯各异等诸多情形，对公民名字的字数一般不宜加以限制”。[1]笔者对此实不敢赞同。中国确实民族众多，但用汉语取名的人应该占了绝大多数，中国要制定姓名法，必须从这绝大多数出发，民族自治地方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做变通的规定。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宪法和立法传统。岂可将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加诸于全国？笔者认为，本文标题的“汉语”二字本有点多余，但因为有此一论，为确切起见，还是加上，以便与陈爱国同志商榷。
第二个问题是姓名的结构。
这个问题主要是姓名是否必须有姓，随便叫个什么，没有姓行不行呢？笔者认为，姓代表血统，绝不可废。“正姓氏，别婚姻”，“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为此，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的法律明文禁止同姓男女结婚。另外，历史上也有很长一段时期多数妇女没有名，但自有文明史以来就从没缺过姓。没有姓，中国岂不又回到了石器时代？对于历史和传统，我们理应尊重，尤其是当传统并不损害社会秩序和社会公益时，绝不能为满足所谓的个人自由而随意破坏。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取姓。
中国的重名率非常高，这方面的统计非常多，甚至连姓名重复排行榜都有了，但因为这几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在此就不引用了。重名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姓太少，虽然实际的姓远远不只百家，但百家姓确实占了汉语姓氏的绝大多数。这样看来，让立法者明确授权公民随意取姓，确实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我在给自己儿子取名的过程中，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这样实在不妥，这在前文已经述及。另外，为了解决重名的问题而制造血统不明的社会混乱实在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味道。要解决重名的问题，自有别的好办法，本文稍后再来论述。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姓名立法应当禁止公民随意取姓。现行婚姻法“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的规定应当由最高法院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以免有人误解成“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还可以谁的姓也不随”。[2]（P591）笔者分析，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实在是过分执着于法律的缘故，单从法律条文来看，这句话确实可以作出这样的误解。但是，姓与名不同，名是社会属性，只是区别于他人的一种符号，公民可以在法律范围内选择；姓则是自然属性，它是自然人血缘家族关系的代表，自然人无法选择。无法选择是自然限制而非法律限制，就象自然人无法选择父母一样，父母既定，姓氏已决，除非因收养、继养而拟制血缘关系，天生不可更改。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取名。这个问题又有几个方面：
一是用什么字？用标点符号可不可以，例如就叫“齐•鲁”？用英文字母可不可以，例如叫“齐jackie”?笔者认为，未来的姓名立法应当明确汉语姓名只能用汉字，并且应当附录一个取名用字表，禁止公民选用此表之外的冷僻字，尤其是选用电脑都打不出来的字取名。
二是用几个字？中国的姓只有两种：单姓一个字，复姓两个字；中国的名传统上也是一个字或者两个字。但如果有人用三个甚至更多的字取名，法律应当准许吗?谁都知道，现行法律是准许的。诸如“杨春白雪”（谐“阳春白雪”音）、“牟玉阳光”（谐“沐浴阳光”音）这样的好名已经很多了。但笔者认为，未来的姓名立法在这方面应当有所限制，即只能用两个字，不可多也不可少。用一个字太少，不能解决重名率太高的问题。由于重名率太高给很多人带来麻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以社会公益而限制爱取单名者的个人自由是符合立法精神的。允许用三个字取名，就无法避免有人随意取姓。例如父姓齐、母姓鲁、儿叫“齐鲁王子”，这个“鲁”字在允许用三个字取名的前提下，他要说是名，即使他实际用作姓，也没法予以禁止。
三是用什么意？有人认为名字就是个符号，不必有什么意；有人认为名字事关重大，得有个好意。笔者认为，没有意固然允许，但如果有意却不能毫无限制。例如，姓毛叫“毛泽东”、姓万叫“万岁”、姓杨叫“杨伟”、姓胡叫“胡猩精”等等，未来的姓名立法都应当禁止。综合日本、巴西、阿根廷、西班牙等国家关于姓名的立法来看，应当禁止如下几个方面的名字：歧视性或者不道德的；政治性或者反映意识形态的；姓与名合起来完全与历史伟人相同的；其他有伤社会公德、社会风化的等。[3]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减少重名重姓。
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很多难处，前文述及禁止用一个字取名确实减少了重名重姓的可能性，而设置取名用字表、只能用两个字取名以及禁止公民随意取姓虽然增加了重名重姓的机会，但也都是有理有据，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这只能辛苦户籍登记机关了。未来的姓名立法只要规定在同一个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不得有重复的姓名，授权登记机关遇到这样的情况拒绝登记，就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控制重名，还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民间纠纷。例如，有人给自己儿子取名与同村他人的爷爷相同，虽是无心，也不得不打了一场官司。还有人故意给自己孩子取名与比邻而居的仇人相同，虽明知其意在于侮辱，法院也无可奈何。其实象这样的纠纷只要户籍登记机关拒绝登记这样的姓名，就完全可以避免，不至于起诉到法院，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第六个问题是如何管理姓名变更。
最初，姓名都是父母或者其他人取定；成年后才有权给自己取名。所以，姓名变更应在姓名设定的范畴之内，没有变更权，设定权是不完整的。姓名变更的管理是姓名设定中难度最大的，以下两个方面未来的姓名立法都应当认真考虑：
一是哪些情况允许变更姓名？北京一位市民退休后无端要求变更姓名，并且取了一个古怪名字叫“傲古孤耶”，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必须为其变更姓名，这给公安机关的管理工作造成极大麻烦。未来的姓名立法在这方面应当有所限制，禁止公民无故变更姓名，可限于下文论及的几种情况。
二是公民可以行使几次姓名变更权？笔者认为，这要分情况对待。
如果是因再婚后形成继养关系的，法律应当禁止监护人变更子女姓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4]这里强调的是不得“擅自”变更，意即如果生父母双方协商同意变更则可以变更。这虽然尊重了父母的个人自由，却给社会造成很大麻烦，并且丝毫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谁都知道离婚率越来越高，岂止二婚的多，三婚、四婚的也不少。每次都来变更子女姓名，不仅给公安机关造成工作压力，给社会造成识别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它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如果继养关系非常稳固，继子女对继父母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归属感，他们成年后可以提出申请，那时法律再准其变更姓名不迟。总之，笔者的意思是，法律不仅应当尊重大人的婚姻，更应当尊重孩子的人格。
如果是因合法收养需要变更养子女姓名的，应当不受限制，即收养关系变更一次，即可变更子女姓名一次。有人会说，这样也会给孩子带来心灵创伤。笔者以为，收养与再婚不同，再婚是从父母的利益出发，如果因为不能变更子女姓名父母就不能再婚的话，孩子照样会有人养；收养却是从孩子的利益出发，对孩子来说，有人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因为不能变更姓名使孩子失去“幼有所养”的话，就太不值得了。总之，再婚禁止变更子女姓名和收养允许多次变更子女姓名，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保护孩子。
如果是因在学校同班同学或者在单位同部门同事之间重姓重名而需要变更姓名的，原则上应当以一次为限。原因在于变更姓名不仅是改几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学籍管理、人事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婚姻管理等等都要作相应的修改，实在是麻烦之至，以一次为限确属为社会秩序的稳定着想。至于有些特殊情况，也可作相应的调整。例如，变更之后到另外一个学校或单位又与人重姓重名的，可责令对方变更姓名；若两人都已变更过一次，可允许其中一人再变更一次。
如果是因名字中有冷僻字、繁体字或意义难堪等原因需要变更姓名的，这种情况在上述立法建议实施后，登记时就可避免，但目前有些人已经取了这样的姓名，应当允许变更，但也应当以一次为限。例如，有父母给孩子取名“费彦”，因谐“肺炎”音，在学校常遭人笑话，成年后自己改名“费红忠”，结果又因谐“肺红肿”音，更遭人笑话。这恐怕只能怨他自己，法律不应允许其再去改名。当然，在授权户籍登记机关遇到如此姓名拒绝登记的前提下，户籍登记机关也应当加强理论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因而能够想普通公民所不能想，及时发现拟登记姓名中存在的问题。
未来的姓名立法除例举前文论述的原因外，可再加一项概括式的规定，即“其他可以变更的情形” 。但变更姓名实在事关重大，对这条概括式规定，有关司法解释应当严格限制，户籍登记机关在执法实践中也应当严格控制。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探讨的姓名是公民的正式姓名，即户籍登记与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遵循一人一名的原则，并应受法律的诸多限制，否则，个人自由的行使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笔名、艺名等别名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