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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客体之讨论
——汉化补丁


北京大学2003级法律硕士 康凯

[背景资料]
在Internet上的软件一般分为如下四种形式：（1）公用软件（Public Domain Software），是指那些版权已经被放弃、不受版权保护、可以进行任何目的的复制、修改并允许在该软件基础上开发衍生软件且可复制和销售的软件。（2）自由软件（Freeware），自由软件的开发者（包括修改者）将源代码全部公开，并赋予用户运行、扩散、修改、完善、反向研究等权利，但不提供担保。具体而言它具备以下特征：版权受保护，可为发行而复制，但此时发行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允许和鼓励修改软件；允许反向工程，不必经明确许可；允许和鼓励开发衍生软件，但这一衍生软件也必须是免费的。（3）商业软件（Business Software），是指那些受版权保护、允许预防原版软件意外损坏而进行存档复制、不允许进行修改、未经版权人允许不得进行反向工程和在该软件基础上开发衍生软件的一类软件。对商业软件而言，用户获得的只是软件目标代码的所有权及使用权，通常是不包含源程序的。商业软件的版权人一般在协议中声明不得反向工程，但国际上基本已认可用户在合法取得软件之后，为了满足某种特殊需要，用户自己通过反向工程来实现非商业用途的目的。通过反向程获取技术秘密仍被禁止，开发类似的新软件属于不正当竞争。（4）共享软件（Shareware），这类软件在软件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共享软件代表着软件的一种传播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先试后买”（try before you buy）的商业软件，它打破了商业软件的限制，为计算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用户可以先免费使用一段时间，如果不满意可以卸载或放置一边或转给他人试用，试用期满如果想继续使用就必须向作者交纳一定的注册费，一般这种注册费十分低廉，仅相当于同类商业软件的十分之一，极高的性能价格比对用户很有吸引力。注册后可以得到完整的文档和技术支持。共享软件的“先试后买”符合软件商品的特殊性，有利于计算机软件的普及和推广。共享软件虽然来源广泛无全面质量保证，但相比自由软件的“无担保”特点，共享软件打消了注册消费者在质量保障方面的顾虑，把用户承担的风险降低到最低。共享软件并非权利的共享，其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允许，不可披露、修改其文档和源代码，否则便构成侵权。用户可以合法复制该软件，但需要向作者注册，并不可用于商业性营利销售，除非获得许可并另外付费 。


【正文】


由于我国的计算机软件开发还处于起始阶段，因此，目前有许多优秀的软件都是国外软件。相信对许多使用软件的用户来说，都曾遇到过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受外语水平限制而无法看懂外文软件，因此也无法很好的掌握和利用它。随着希望能对这些外文软件进行翻译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我国出现了一个特有的现象——软件汉化。
早期的汉化人是把外文版的软件进行反编译，找到目标菜单的源代码，然后把汉语写进去替换相应的外文，汉化人填入汉语的长度不得超过原文的长度，不足的可用空格补齐，然后再进行编译，最终完成外文软件的汉化。后来，有人利用了上述汉化原理开发出专门的汉化工具，汉化人利用这些工具就可以在图形界面下直接输入中文，规则同上，然后再存盘即可。目前，网络上出现了专门的汉化和打包软件，汉化人利用这些软件可以把应当汉化的部分从其他程序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段程序，然后对这一段外文程序进行汉化，最后用专用程序将其打包，形成一个独立的“汉化包”，一般称“汉化补丁”。这样一来，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只要运行补丁程序就自行完成了外文软件的汉化。
本文所讨论和关注的“汉化补丁”就是这样一些汉化软件：汉化人对外语版的软件，在未经外国软件人同意的情况下，将软件的某些非内核程序，诸如操作界面、说明文档等翻译成中文，但不改变软件的内核程序，达到操作界面的中文化，以方便国内用户使用。汉化人通过一定的程序将其翻译成果形成一个新的程序，称“汉化补丁”，用户在使用外国软件的同时，只要运行汉化补丁程序就可以达到中文阅读操作文档的目的，仿佛使用的完全是一个中文软件。由于汉化的对象——外文软件存在不同种类，因而基于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外文软件进行汉化所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也将是不一样的。具体而言：
1、 对于公用软件进行汉化
由于公用软件的版权已经不存在了，不受版权法保护，故而在其基础上从事任何目的的复制、修改、汉化都不涉及侵权问题，均为合法行为。
2、 对于自由软件进行汉化
自由软件没有“独占专有”的概念，而是着眼于全人类的利益，强调共享。但自由软件公开源代码的开发模式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软件的法律保护。要知道，自由软件的倡导目的就在于既要使自己开发的软件造福于社会，又要防止软件厂商窃取成果牟利，最终推进“享有著作权”的软件为“非商业目的”自由使用。因此，不但自由软件的作者仍享有版权，而且使用该自由软件的人由于一般要先接受一份“通用公共许可”（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从而其对该自由软件的利用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版权法和GPL条款的限制和约束的。决不能象对待公共软件那样随心所欲。因此，对自由软件进行汉化，有以下几个特点：①进行汉化无需经过著作权人的事先同意；②汉化过程中可以对其进行修改或二次开发；③可以重新分发、复制该软件，以使他人能够共享该软件；④该软件的汉化产品——汉化补丁，不得用于商业目的。依据GPL，软件汉化成功后，汉化人对于该汉化补丁是享有版权的，但却只能享有“不完全的版权保护”。这是因为一但接受了GPL，则意味着汉化人既可以享有对他人拥有版权的自由软件进行进行复制、开发、修改等特殊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GPL对该自由软件的使用者（汉化人）所约定的一些义务。即自己对他人软件所享有的权利随之就会转化为和他人一样的义务——放弃自己对汉化补丁的部分版权，继续免费提供给第三人使用。这些义务与上述四点正好成对应关系，即：他人也可以对汉化补丁加以修改、利用和开发而无需经过汉化人的事先同意；他人也可以重新分发、复制该汉化补丁以使该补丁成为大家共享；不得将该汉化补丁用于商业目的。
综上，对自由软件进行汉化后，汉化人既享有该汉化补丁的著作权，又只能享有“不完整的版权保护”。
3、 对于商业软件进行汉化
商业软件由于其版权为国外的公司所有，汉化工作量大，国内已经有了专门的人了在进行汉化工作，因此这部分商业软件往往不是汉化人的汉化目标。而且商业软件的版权人一般都会在协议中声明“未经版权人许可，不得进行修改，进行反向工程，以及在该软件基础上开发衍生软件”。故而对商业软件进行汉化多数情况都会侵权，这部分将不作为本文的论述重点。相对于商业软件而言，共享软件的版权人往往是国外的小公司、甚至更多是个人；共享软件采用先试用，一段时间后收取注册费的形式进行商业销售，因此共享软件的推广速度快，无需制作成光盘等，不存在盗版软件，相对而言成本较低。故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汉化补丁，其汉化的对象是外语版（如日文版、英文版）的共享软件，而不是其他商业软件。
4、 对于共享软件进行汉化
从法律角度而言，汉化补丁可能会涉及到如下法律问题：（1）汉化人未经共享软件版权人的同意而对共享软件进行汉化，是否侵权？（2）汉化人将汉化补丁放在个人主页上，是否构成免责的理由？（3）汉化补丁本身是否受版权法保护？对于以上问题，本人将分别作如下分析：
第一、汉化人未经共享软件版权人的同意而对共享软件进行汉化，是否侵权？
如前所述，汉化过程首先包括一个反向工程步骤。所谓反向工程，是指开发过程的逆向工程，它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通过对程序的目标代码进行反编译等手段取得源代码，然后对源代码进行分析；另一种是不接触程序代码，直接根据程序的功能对其输入输出的结果进行分析，从而推导出软件的设计思想及其结构，这种方式又称为“黑箱”方法。
通常的汉化过程首先要对外文软件进行解析——即从目标码到源码的过程。这便是一种反向工程。找到目标菜单的源代码后，把汉语写进去替换相应的外文。然后进行一个与解析相反的过程——即从源码到目标码的过程，从而完成整个软件的汉化。可以看到，这里至少涉及到软件权利人的两项权利：修改权和翻译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除著作权法另有规定除外，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视为侵权行”。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修改、翻译其软件的，视为侵权行为”。 “另有规定”有两处：一是指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合理使用”，即“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二是《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为了把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该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软件”。因此，只要满足以上所说的合理使用等条件，对外文软件汉化是不构成侵权的，但要注意指明该软件的名称以及软件的作者是谁，且不侵犯软件权人依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特殊的汉化过程：由于软件不仅包括可执行代码和非执行代码，而且包括相关文档。仅就可在电脑中运行的部分而言，汉化补丁也至少有可执行程序和非执行的数据这两类。软件运行时显示的文字内容有可能来自以上两个部分。所以汉化工作通常不能完全在某一部分完成。这样，如果外文软件本身没有很好地把待汉化部分与可执行代码分离，则不同的汉化工作对被汉化的软件的这两部分的改变有会有质的区别。另外，还应当注意到软件的开发过程是针对源代码的，最终用户通常只能看到目标程序。如果汉化工作仅仅限于对目标程序的部分提示内容进行替换，这与一般文字作品的翻译相似，属合理使用。但是，仅限定对目标程序的部分提示内容进行替换，往往导致软件汉化不够彻底，很多的汉化较好的软件往往都修改了未被授权的源程序内核。而且，对于那些必须利用程序才能生成显示信息内容的软件，这类外文软件如果被"汉化"，也是必须修改程序内核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汉化人对软件的汉化仍属于合理使用了。因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项规定：“著作权包括了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这种未被授权而对他人软件的源程序的内核部分进行修改，确实侵犯了该软件的完整性，歪曲、篡改了该软件，违背了合理使用中“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限制条件。同时也超出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进行必要的修改”这一范围，应属“非必要”的修改了。因此，这种未被授权而去修改源程序的内核的汉化过程应属侵权行为。
第二、汉化人将汉化补丁放在个人主页上，是否构成免责的理由？
从目前来看，汉化人主要还是停留在将汉化补丁放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供网友免费试用，没有商业化。但是，汉化人还是担心自己这样一种汉化行为侵犯了共享软件的版权。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而对软件进行汉化的行为如果说不构成侵权，其所能提出的抗辩只有“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的目的”或者“为了把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汉化者一般将汉化补丁放在个人主页上，网络的开放性实际上使得任何第三人都有通过下载获得汉化补丁的可能。何况有些个人主页、个人网站的访问量相当大，经常有些人汉化人在其他的网站上看到，自己的汉化补丁被盗用。有的汉化软件甚至被一些国内的软件杂志社刻录成光盘，和软件杂志一起配套销售。实际已经进入了商业化范畴。因此，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个人网站、个人主页不应成为免责的理由。
第三、汉化补丁本身是否受版权法保护？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一个受版权法保护的汉化补丁应当具备如下基本：a：它是一个独立程序；b：这个独立程序的功用在于实现外文软件的汉化；c：汉化的过程不改变原外文软件的实质功能，即不改变原软件的内核，而只改变其部分外壳；d：汉化软件所改变的外壳仅是涉及文字说明部分。汉化人对具备上述特征的汉化补丁应享有版权。根据是《著作权法》第十二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因此，汉化补丁自产生之日起就享有著作权保护，对于汉化补丁被盗用甚至被国内的一些软件杂志社刻录成光盘和软件杂志一起配套销售的行为，汉化者同样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另外，汉化者也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软件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可以作为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也即取得登记证后，该证便可作为汉化补丁受版权保护的初步证明了。
汉化补丁确实促进了我国计算机用户对国外优秀软件的了解和掌握，提高了社会效率，节省了社会资源。因此，我支持合法的汉化软件，也希望给予汉化人应有的权利和法律保护！

北京大学2003级法律硕士 康凯

email: kangpku@163.com


比较法视野下的我国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

奚 玮 谢佳宏 余茂玉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西北政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内容提要】发回重审制度因在制度设计和运作中存在的诸多瑕疵而倍受争议。制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发回重审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仅从本土制度出发是不够的，制度的改革必须建立在比较和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综观各国和地区立法，我国发回重审制度理性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废止再审程序中的发回重审，对二审程序中的发回重审予以保留，但需改进具体制度。
【关 键 词】发回重审 比较 改革

*本文原载《审判研究》2005年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9月版。

关于发回重审制度在中国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有的主张部分废除，有的主张改良，可谓之“唇枪舌战”，莫衷一是，但角度各不相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这里的“时”不仅是我国的“时”，还要考虑国际上的“时”，即各国和地区的相关制度之建构状况。我们所主张的法律移植需以做好本土化的基础为前提，不能盲目引进，从而造成浪费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在借鉴和引进某项制度之时就做好本土化准备，比遇到问题时再去考虑“对策”则更具优势，提前做好本土化准备能够避免理念与现实的差距出现。本文对发回重审制度的研究就是在充分比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的立法基础之上，提出了几个改革思路。本文对发回重审制度的比较之着眼点是我国发回重审制度存在瑕疵之处，这样安排的目的正所谓“对症下药”也，但比较本身不是目的，而仅是“医疗技术”，我们需要运用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并结合“中医技术”（即本土制度）对“病人”（即发回重审制度）提出“治疗方案”（即改革思路）。

一、比较和鉴别：各国和地区的发回重审之相关制度

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的重要性毋庸多说，但比较研究必须有相对科学的比较标准和尺度，而不能漫无边际地进行所谓的“对比”，这种比较必须要能为我们的制度发展提供契机。基于此，这里我们仅介绍越南、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等七个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法中涉及重审制度的有关内容，并比较归纳这些制度，以资借鉴。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涵盖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也涵盖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更是包含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的。这里所涉国家和地区的重审制度的有关规定，有的并非本土意义上的发回重审制度，本文也作简单介绍。在对各国家和地区关于发回重审的规定详细考察后，我们归纳出若干比较的着眼点，并以此为思路贯彻下去，发现各国家和地区类似发回重审制度的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内容，这些内容对我们下一步对发回重审制度的改进将大有裨益。
（一）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
关于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规定有很大差别，我们认为，按照法律是否对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作明确规定，可将发回重审分为法定的发回重审和裁量的发回重审。
法定的发回重审是指法律明文规定发回重审条件而不给法官以裁量的机会。涉及此类发回重审的法律规范有：
德国：在控诉程序中一般情况下发回重审，而且以列明的方式明文规定了“属于必要发回”重审的情形。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对被声明不服的裁判认为异议不合法而驳回、被声明不服的判决是缺席判决等五种情况下必须发回重审。
日本：199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是日本近二十多年为了公平、迅速地解决民事纠纷而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成果，也是日本一百多年来引进和学习西方国家诉讼法律文化，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该法主要是在第三编上诉部分规定了发回重审。该法在控诉程序中的第307条规定了法定的发回重审，该条规定：“在以起诉不合法为由驳回的第一审判决的情况下，控诉法院应当将案件发回第一审法院。但是，对案件没有必要重新辩论时，则不在此限。”日本旧民事诉讼法（1891年1月1日实施）第三编第一章“控诉”中将发回更审分为：必要的发回更审和任意的发回更审。第388条［必要的发回更审］规定：“在对于第一审以起诉不合法为理由所做的驳回诉讼的判决进行撤销时，控诉法院应当将案件发回第一审法院重审。”第389条［任意的发回更审］规定：“第一款 在除前条规定以外控诉法院撤回第一审判决的情况下，如案件还有进行辩论的必要，可以将案件发回第一审法院。 第二款 以第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为理由将案件发回时，视为该诉讼程序已因之而被撤销。” “必要的发回更审”是不允许进行裁量的，必为发回重审方为合法 。而在上告程序中，《日本新民事诉讼法》更是明文加以了规定，按照该法第325条规定，如果上告具备了“特定事由”，上告法院就应当撤销原审判决，除自为裁判以外，均应将案件发回或发交更审。第325条第1款规定：“上告有本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或第二款所规定的事由时，上告法院应当撤销原审判决并将案件，除本法下一条规定的情况外，发回原审法院，或者移送给同级的其他法院。高等法院作为上告法院，对违反法令明显地影响判决时，亦同。”
前述特定事由即第312条第1款或第2款，内容为：（1）该法第312条第1款所规定的：“上告只限于以判决有宪法解释错误或有其他违反宪法的事项为理由时，可以提起”。（2）第2款规定：“上告以有下列事由为理由时，也可以提起。但是，对于本款第四项所列的事由，根据……已经追认时，则不在此限。（一）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组成作出判决的法院的；（二）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参与判决的法官参与判决的；（三）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四）对法定代理权、诉讼代理权或代理人为诉讼行为欠缺必要授权的；（五）违反公开口头辩论的规定的；（六）判决没有附理由或理由有自相矛盾的。”前述“自为裁判”是指上告法院在一定条件下不将具有“特定事由”的案件发回或发交更审而是直接自判。这里的“一定条件”即第326条所规定的“撤销后自判”，该条内容为：“在下列情况下，上告法院应当对案件作出裁判：（一）在已经确认的事实以适用宪法或其他法律有错误为理由撤销判决的情况下，案件基于该事实作出裁判已经成熟时；（二）以案件不属于法院的权限为理由撤销判决时。”可见，日本民事诉讼法通过这些明文的规定使法官对此类情形是否发回重审的裁量余地丧失殆尽。
裁量的发回重审是指法律不强制规定发回重审的条件，而是赋予法官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裁量权。涉及此类发回重审的法律规范有：
我国台湾地区：实施于1930年12月26日的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典已经过多次修订。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关于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规定看：（1）一审诉讼程序有重大瑕疵。这里是指二审程序中的发回重审。第451条第1项规定：“第一审之诉讼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审法院得废弃原判决，而将该事件发回原法院。但以因维持审级制度认为必要时为限。”此处即使存有重大瑕疵，若因维持审级制度之必要则可不发回，可见仍有“裁量”余地，故划归为裁量的发回重审。（2）上诉有理由或者违背诉讼程序。第477条规定“第三审法院认为上诉为有理由者，就该部分应废弃原判决；因违背诉讼程序之规定废弃原判决者，其违背之诉讼程序部分，视为亦经废弃。”第477-1条规定：“除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情形外，第二审判决违背法令而不影响裁判之结果者，不得废弃原判决。”第478条第1项规定：“经废弃原判决者，应将该事件发回原第二审法院或发交其它同级法院。”第469条规定：“有左列各款（即下列各款——笔者注）情形之一者，其判决当然为违背法令：一、判决法院之组织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裁判应回避之推事参与裁判者。三、法院于权限之有无辩别不当违背专属管辖之规定者。四、当事人于诉讼未经合法代理者。五、违背言词辩论公开之规定者。六、判决不备理由或理由矛盾者。”
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法典共有1284条，其内容较为详细、繁杂，关于上诉救济程序的规定已非常充实，因此，该法对重审之规定则相对较为简略。该法第650条关于事实事宜之不足及在事实方面之裁判之矛盾的第一项规定，即：“如终审法院认为事实事宜之范围可予扩大，且应予扩大，以便说明在法律方面之裁判之理由，或认为在事实方面之裁判出现矛盾，以致不可能作出法律方面之裁判，则命令在中级法院重新审理有关案件。”可见，在澳门特区诉讼制度中，重审是绝对的例外，仅及于终审法院认为“事实事宜”应予扩大以满足说明裁判理由或者事实矛盾以致不可能作出裁判。该条规定终审法院认为“事实事宜之范围可予扩大，且应予扩大”则可“命令”中级法院重新审理，此处何谓“可予扩大，应予扩大”，实际上须待终审法院法官的“裁量”。
法国：自197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上诉途径之第三副编非常上诉途径中涉及了对发回重审制度的规定。该法典对于重审对象主要是该副编第三章“向最高司法法院提起上诉”规定的内容。因为向最高司法法院的上诉所针对的仅是终审判决，对这类上诉的范围及程序有较为严格的限定。法国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就在该章之中，所以重审对象仅是向最高司法法院上诉的终审判决。凡是最高司法法院认为上诉人作为依据的一项法律理由或几项法律理由中的一项有根据，或者最高司法法院依职权找到了一项纯粹的法律理由，它就打碎原判决，被“打碎”的可能是判决的全部或一部分。 可见，法国民事诉讼法中发回重审的理由即为最高司法法院认为上诉有“理由”或者依职权找到了“法律理由”，这里明显赋予了最高司法法院法官的裁量权。另外需注意的是在此类案件中法官有权裁量是撤销全部判决或者部分判决。
美国：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简称“规则”）第52（a）规定，对法院的事实认定，无论基于口头或书面证据，除非有明显错误，都不应被撤销。应当重视给予事实审理法院判定证人可信度的机会。所以，如果一审是法官审判，那么只有当法官的事实认定属于明显错误（clearly erroneous）时，上诉法院才会推翻一审判决；如果一审是陪审团审判，则上诉法院会更加尊重陪审团的事实认定。同样，对于属于一审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的审查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当上诉法院确信一审法官存在明显错误时，才会推翻其判决。美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发回重审制度的规定主要是通过一些判例确立的。如：（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2年普里曼标准诉斯为特（Pullman-Standard v.Swint）一案，法院裁判：“推翻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地区法院作进一步的审理。”最高法院认为，当上诉法院确定地区法院由于法律错误而没有作出正确的判决时，通常的规则是应当将案件发回作进一步的审理，以便一审法院有机会弥补其判决。因为事实认定是地区法院的基本职责，而非上诉法院的职责，上诉法院不应当解决那些没有被一审法院所考虑的事实问题，同样，如果由于错误的法律观点使得认定不够确定的话，发回也是一个适当的措施。（2）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1966年孔雀唱片公司诉棋子唱片公司（Peacock Records, Inc.v.Checker Records, Inc.）一案，法院裁判：“推翻一审法院驳回重新审判的命令，将案件发回重新审判。”上诉法院认为，地区法院同样承认，该案中的几个伪证影响了法院判决。既然如此地区法院就应撤销判决，因为毒药已经注入了司法的源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污染了地区法院的全部程序，而且申请人提出了重新审判的动议并提供了长达110页的宣誓书。正是基于这些，上诉法院认为，地区法院在驳回动议中没有行使合理的自由裁量权，致使应当重新审判的动议未被登录，遂裁判发回重新审判。 可见，在美国尽管原则上不撤销原判，但如出现明显错误，而且应属原审法院职责之事，则应发回重审。从判例中可看出，在美国，是否发回重审更多的依赖于法官对具体个案的裁量，而非法条明文规定。
德国：裁量的发回重审主要出现在上告和抗告程序之中。在上告程序中，上告裁判可以针对前审裁判理由虽然违反某一法律，但裁判本身由于他种理由仍然正当时，直接驳回上告。但是如果上告理由被上告法院承认，或者裁判存有程序欠缺，则上告法院一般就会撤销被声明不服的裁判，同时存有欠缺的程序也会被一并撤销。被撤销判决之后，案件一般发回控诉法院，再次进行言词辩论和裁判。不过，上告同样可以进行自为裁判。自为裁判可基于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而被撤销，并且依照已经确定的案情，案件达到了可以裁判的程度。上告法院也可于原判决因为法院的管辖错误，或者诉讼方式错误而被撤销之时自为裁判。不过，如果上述两项被撤销的问题在于适用法律，而且不属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49条规定的违反即可上告的法律，则仍然将案件发回控诉法院，由其重新审理。在抗告程序中，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的，可以发回原作出被抗告裁判的法院或者审判长，并命令其再作出必要的处分。 可见，在上告程序中即使上告法院认为上告有理由或者诉讼程序存有瑕疵，但仍可在一定条件下裁量是发回控诉法院重审还是自为裁判。至于抗告程序则更是以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发回重新处理。
日本：日本民事诉讼法在作出了很多限制法官对发回重审裁量的规定之后，也赋予了法官对一些案件是否发回重审的裁量权。在控诉程序中，第308第1款规定：“除本法前条规定情况外，控诉法院在撤销第一审判决的情况下，认为对案件有必要重新辩论，可以将案件发回第一审法院。”第308条第2款规定：“以第一审法院的诉讼程序违反法律为理由将案件发回更审时，视为该诉讼程序由此而被撤销。”可见，在此程序中，控诉法院在撤销一审判决之后，如认为“有必要重新辩论”，则可发回一审法院，此处就赋予了控诉法院法官较大的裁量权，而且这两款规定在日本旧民事诉讼法中是第389条，该条名为“任意的发回更审”。在上告程序中，第325条第2款规定：“最高法院作为上告法院，即使在没有本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的事由的情况下，如果违反法令明显地影响判决时，除本法下一条所规定的情况外，也可以撤销原审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或者移送给同级的其他法院更审。”最高法院作为上告法院之时，只要其认为“违反法令明显地影响判决”，除必须自为裁判之外，均可发回重审，这里何谓“明显”实际赋予了最高法院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对适用法律错误案件的处理
对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处理不一。（1）在美国，按照前述普里曼标准诉斯为特（Pullman-Standard v.Swint）一案中最高法院的观点，当上诉法院确定地区法院由于法律错误而没有作出正确的判决时，通常的规则是应当将案件发回作进一步的审理，以便一审法院有机会弥补其判决，并且认为如果由于错误的法律观点使得认定不够确定的话，发回一个适当的措施。可见，这里实际上是说，如果原审法院没有正确地适用法律致使事实认定错误，那么发回重审是正当、合理的。（2）根据前面所引资料，在德国的上告程序中，上告法院也可于原判决因为法院的管辖错误，或者诉讼方式错误而撤销之时自为裁判。但是撤销原因如果在于适用法律，且不属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49条规定的违反即可上告的法律，那么案件仍应发回控诉法院，由其重新审理。可见，在特定条件下，如果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判决错误被撤销也应发回重审。（3）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日本，最高法院作为上告法院，即使在没有法律规定的特定事由的情况下，如果违反法令明显地影响判决时，也可发回更审。可见，最高法院作为上告法院之时，当违反法令“明显”影响判决时，即可发回更审。
从这三国对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处理来看，都是以较为严格的规定限制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发回重审，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将适用法律错误与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错误的因果关系作为衡量的标准。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处理
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是否必定发回重审问题的研究是具有较高意义的。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进行适度的横向移植是我国发回重审制度完善的必为之举。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般均将法律明文规定的、重大的程序瑕疵作为原判被撤销并发回重审的理由。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51条规定，第一审之诉讼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审法院得废弃原判决，而将该事件发回原法院。在德国，“如果因为一审的诉讼程序存有重大的欠缺，控诉法院可以将判决与有欠缺的部分先予撤销，再将案件发回第一审法院。”在日本，依照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08条的规定，控诉法院可因案件的诉讼程序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且被撤销原判的案件所经诉讼程序同时被撤销。可见，一般都将重大的程序瑕疵作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依据，而且这样也利于法官准确适用，并有利于不同法官对同样情况的一致裁判，从而保持法制的统一。
（四）发回重审的依据对重审法院的审理有无拘束力
上级法院将案件发回或发交重审的依据和理由是否应当告知原审法院或被发交的其他法院？如果告知，是在发回或发交的公开法律文书中告知还是通过其他渠道“秘密”告知？如果告知的话，上级法院的依据和理由对原审法院或被发交的其他法院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具有较高价值的，这对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发回重审之时的“内部指导函”弊端将大有裨益。具体我们仅对如下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进行比较分析。
就我国台湾地区而言，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78条第2项规定“前项（前已述及）发回或发交判决，就第二审法院应调查之事项，应详予指示。”该条第3项规定：“受发回或发交之法院，应以第三审所为废弃理由之法律上判断为其判决基础。”从这点可以看出，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三审法院的发回重审的依据和理由对二审法院在重审中是具有拘束力的，而且三审法院可直接指明二审法院应当查明的事实。既然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来赋予三审法院发回重审依据和理由的法律效力，自然应当公开，以使当事人能够了解情况，从而做好重审准备。
就法国而言，重新审理的法院也许不接受最高司法法院在其判决中对法律点作出的结论。在此情况下，若当事人再一次就同一法律理由向最高司法法院提起上诉，则由最高司法法院全体大会受理，受理发交重审案件的法院必须遵照最高司法法院全体大会就法律点作出的决定。 可见，在法国，最高司法法院在发交重审时就法律点所作出的决定对受发交的法院是具有拘束力的。
就日本而言，《日本法院法》第4条规定：“上级审法院关于案件的判断，对下级审法院有拘束力。”《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25条第3款规定：“根据本条前两款规定，受到发回或移送的法院，应当基于新的口头辩论进行裁判。在此种情况下，上告法院作为撤销原审判决理由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判断，拘束受到发回或移送的法院。”由此可见，在日本民事诉讼上告程序中，上告法院作为撤销原审判决理由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判断，原审法院在重新审判时必须服从，不得由审判官本诸心证另行判断。
（五）受发回或发交的法院和法庭成员组成
案件若被发回或发交重审，应发回或发交至何法院？受发回或发交法院如何组成重审的法庭？这两个问题也是值得分析的。综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除没有规定发回重审的之外，凡于撤销原判并发回或发交重审，一般是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或发交至原审同级法院重审。若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则应重新组成审判庭，原审审判人员不得再参加案件的审理。这些内容可从以下规定可以反映出来。如：（1）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51条第1项规定将案件发回原法院。第478条规定，经废弃原判决者，应将该事件发回原第二审法院或发交其它同级法院。而第492条规定，抗告法院认抗告为有理由者，应废弃原裁定，自为裁定，必要时得命原法院或审判长更为裁定。（2）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26条规定，在撤销原判的情况下，案件发交与作出被撤销之判决（含基层法院判决和上诉法院判决——笔者注）的法院同性质的另一法院，或者发交同一法院由不同司法官组成的法庭重新审理。（3）就德国而言，在控诉程序中，一般是发回至原一审法院；在上告程序中，一般是发回至控诉法院，而且重新审理一般是再组成合议庭或者交由控诉法院的另一个审判庭来审理；仅在抗告程序中规定，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的，可以发回原作出被抗告裁判的法院或审判长，并命令其再作出必要的处分。（4）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08第1款规定，控诉法院认为对案件有必要重新辩论，可以将案件发回第一审法院。该法第325条第1款规定，上告具备特定事由时，原审判决应被撤销并发回原审法院，或者移送给同级的其他法院重新审理。该条第4款规定，参与原审判决的法官，不得参与重新审理案件的裁判。
（六）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可行性
当符合发回重审条件之时是否意味着必须发回重审？是否应当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如果各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案件不再发回重审是否应当准许？对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广泛倡导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形势下，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去面对并回答的。而且这类规定并非没有先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51条第2项规定，即使一审诉讼程序有重大之瑕疵，二审法院废弃了原判决，并可将该事件发回原法院，但“如两造合意愿由第二审法院就该事件为裁判者，应即自为判决”。可见，这项规定实际上赋予了当事人程序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符合发回重审的条件，但若“两造合意”仍可由二审法院“自为判决”。
（七）发回重审主要出现的诉讼程序
我们认为，发回重审出现在何种程序之中也是值得研究的，这对理性思考我国学术界所提出的再审程序中发回重审的存废之争很有裨益。综观各个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法，总的来说，发回重审所针对的既可是未生效裁判也可是生效裁判。下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对此具体地加以理性的比较和分析。
（1）以未生效裁判为发回重审对象。作此规定的国家和地区较多。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37条规定：“对于第一审之终局判决，得上诉于管辖第二审之法院。”第464条规定：“对于第二审之终局判决，除别有规定外，得上诉管辖第三审之法院。”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上诉程序所及“终局判决”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终局判决，其并无确定力。可见，发回重审所针对的尚未生效的判决，而在再审程序中，并未规定发回重审。依据澳门特区民事诉讼法典第581条关于上诉类别规定之第二项，“上诉分为平常上诉及非常上诉；非常上诉包括再审上诉及基于第三人反对而提起之上诉，其余上诉则均属平常上诉。”由于第650条所规定的“命令中级法院重新审理”隶属于平常上诉一章之中，故有别于再审等其他程序。此外，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德国、日本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一般也只是出现在上诉程序之中。这些国家如日本即使规定了再审程序但也不在该程序中将案件发回重审。
（2）以生效判决为发回重审对象。有这类规定的较少，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法国发回重审只出现在针对终审判决向最高司法法院上诉的情形，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无这方面的规定。
综观这些规定，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在数量比较上，还是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上看，我们都应当将发回重审设计在上诉程序中，而非再审程序，很明显这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法，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所广泛接受的观点。我们不用去揣测各国家和地区在上诉程序而非再审程序规定发回重审的合理性、正当性，而只需关注以下我们关于再审程序中发回重审的规定所带来的问题，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已到了非改革再审程序中的发回重审制度不可的时候了。
（八）有的国家重审是由撤销原判的法院直接进行，而非发回重审。
如越南1990年1月1日实施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章规定了二审审理范围、二审程序、二审法院的权限等；第十二章规定了审判监督法庭的权限、审理期限等。依照该法第69条规定的二审法院的权限，二审法院有权作出三项不同裁判，即：“1、维持一审判决；2、如认定一审法院调查充分，但对案件的处理不符合法律，可修改一审判决；3、下列情况，可撤销一审判决，重新进行一审：（1）一审调查不够充分，而二审法院无法补充调查；（2）一审法庭成员不符合法律规定或严重违反诉讼程序。”这里的第3款规定系属重审制度。依照该法第77条第4款规定，审判监督法庭有权对“由于一审对案件的调查不充分，或严重违反本法第69条第3款规定的诉讼程序，撤销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重新进行一审或二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