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诉讼证据采用标准的司法分析
李俊杰
我国现在正着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力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就行政诉讼而言，这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公正不但要实现审判的实体公正，而且要实现审判的程序公正，怎么做到审判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除严格依照实体法、程序法、进行审判工作外，还必须注重在证据的采用标准这个基本环节上，必须遵循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证据采用标准，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进而实现全部的司法公正。笔者在这里，主要从证据的一般采用标准即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三方面对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进行探讨。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指证据的可采性、适格性,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就可以被采用为证明活动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它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并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①。行政诉讼证据是行政诉讼的核心，行政审判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并作出裁判，从而完成全部诉讼活动。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
一、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法律上的相对的客观真实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的事实真相 ②。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采用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行政诉讼法》第32 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举出证据证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的结果，原告并不因为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
行政纠纷的产生一定是基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它必然会留下痕迹，引起一些变化。如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处罚决定书即是书证。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其本质属性是客观存在性。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作出评判时，一般包括两种意义：一是对作成的真实性，二是对其所记载、表述、体现的内容真实性。如被公安机关处罚的原告对公安机关出具的有关口供笔录持异议，就需要查清究竟是对制作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呢，还是对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有异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具体的行政诉讼证据举证活动中，人民法院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行政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差，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纯粹的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供为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其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行政案件的举证活动中，被告所举的证据更要如此，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据的可采用性。
在此需要指出一点，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证据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互结合的产物。例如，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举的证据，比如陈述和证人证言，显然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中才存在着不符合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严格地说，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有人认为，物证就是纯客观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麦克唐奈曾经说过：“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这种理解不无偏颇。物证自身固然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但是物证自身却不能证明案件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物证要想证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必须与有关人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必须依赖于有关人员的活动。在行政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原告自己能够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吗？难！首先原告要将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环节进行一一审查，举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还要找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然后要对它进行质证，以便确定它与案件事实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在均由被告来负有举证责任，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有关人员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任何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这正是我们依靠证据处理案件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必须对各种证据认真审查评断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二、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反映的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客观事实多种多样，但不是所有事实都是特定行政案件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的证据才能被采用。人民法院应从客观的角度，认识、把握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明确证据的方向，以便查清案件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这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严格地说，即使在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人们也总可以找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关联性。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显然不能作为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证据关联性的出发点。行政案件中，被告必须通过大量证据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行政机关把一些与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联的、不合法的证据在庭审中一一出示，宣读，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杂乱无章、毫无顺序地让原告辩认，那么，就会出现，在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中找不到作出个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一事实存在着某种关联的证据，即证据不被采用。
在具体的行政案件证据举证过程中，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在行政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标准上，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重点应放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取得的证据。行政机关在作出某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取得实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充分证据，然后才能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如果证据不足，行政机关即不能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即使作出，法院也可以判决撤销。可以说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取得的证据，对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关联性起着决定的作用。行政机关举证不在于多，而在于所举证据有无证明力，尤其是所举的证据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性，这就为法院分析判断并采用证据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此讲到被告应重点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并不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行政机关就不能收集证据。只要在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证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有关联性，那么也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而被采用。《行政诉讼法》第34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批准，仍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对这些证据的范围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经法院准许可以收集证据，这些证据的范围是有限的，法院的“权”也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补充任何证据，法院并以此为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得到体现，这条法律基本原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被告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1、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2、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人民法院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权允许被告向原告或其他人收集证据或补充证据。
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一个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助，因此又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但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
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在评价证据的关联性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是否允许采用该证据；另一个是该证据的采用是否会给证明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混乱。还要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法律对这种证据的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具体证据的关联性了。
三、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大概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派学者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证据不必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只要不在证据概念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证据的采用标准上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容易统一了。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还是行政监察中，合法性都是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指人民法院采用某一证据，该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该证据应符合法定的形式，并且该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定的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被采用。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例如，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此外，行政机关超越其法定权限收集的证据，亦属于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第二，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相关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就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另外，如果法律规定证明某种关系存在的证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必须经过公证，那么不具备相应形式的证据也就不能采用；第三，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人的行政机关这样做了，那么其收集的证据也因程序不合法而不能采用。
在行政案件审理活动中，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将普遍性规范适用于特定的人、事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事实性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程序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某种实体行为作出以前履行先行程序的行为。因此，在行政机关举证之前，应要求其向法院说明证据的基本情况和应证的事实。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宣读或介绍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即法定程序举证，如行政文书送达回证、告知笔录、审批程序表格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因此行政诉讼中被告必须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程序性证据；其次，被告应向法院出示、宣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个事实要件，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就是空中楼阁。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证据支持。因此，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行政诉讼举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是“程序”、“实体”并重，所以在要求被告出示这方面证据时，也应同样对待。
在行政案件的合法性标准上，还要着重在行政机关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范围大、条文多、专业性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就是审判人员对这些规范也了解不够。所以，法律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向法院提供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庭审时行政机关必须当庭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并当庭质证。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法律层级排列有序、其法律效力依次递减，因此在庭审时，审判人员应要求被告重点出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其次是地方性法规，再其次是行政规章。
采用行政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对于不同的司法或执法活动来说，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不同，证据合法性标准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察等活动中，具体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诚然，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总之，证据必须在主体、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强调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于印发《2006年上半年全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建设部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2006年上半年全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建安办函[2006]69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2006年上半年全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区建筑安全生产形势，总结上半年各项安全工作，并根据年初制定的工作要点和本通知要求做好下半年工作，促进今年本地区和全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
建设部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2006年上半年全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要点
一、2006年上半年全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
据初步统计，2006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建筑施工事故380起、死亡456人，分别比去年降低14.4%和下降8.4%。
其中，全国有17个地区死亡人数下降，分别是江西（-66.7%）、西藏（-66.7%）、四川（-62.5%）、湖北（-59.1%）、甘肃（-53.3%）、海南（-50%）、黑龙江（-46.7%）、广东（-30.2%）、重庆（-25%）、河南（-23.1%）、上海（-21.1%）、河北（-18.8%）、青海（-16.7%）、云南（-15.4%）、广西（-12.5%）、安徽（-10.5%）、福建（-5.9%）。
全国有10个地区死亡人数上升，分别是吉林（366.7%）、山西（166.7%）、湖南（80%）、山东（54.6%）、北京（53.6%）、江苏（40%）、陕西（25%）、浙江（12.5%）、贵州（10%）、辽宁（4.4%）。
全国有5个地区死亡人数持平，分别是天津市、内蒙古区、宁夏区、新疆区、新疆建设兵团。
2006年上半年各事故类型死亡人数所占总数比例分别是：高处坠落占39.5%，施工坍塌占22.6%，物体打击占14.3%，起重伤害占8.1%，触电事故占5.9%，机具伤害占5 %，其余类型占4.6%。
2006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三级重大事故19起、死亡73人，分别比去年上升72.7%和58.7%。全国有14个地区发生了三级事故，分别是全国共有14个地区发生了三级事故，分别是江苏省（3起、12人）、北京市（3起、9人）、云南省（2起、9人）、山西省（1起、6人）、辽宁省（1起、6人）、山东省（1起、5人）、湖北省（1起、4人）、重庆市（1起、4人）、黑龙江省（1起、3人）、四川省（1起、3人）、浙江省（1起、3人）、河南省（1起、3人）、河北省（1起、3人）、陕西省（1起、3人）。
2006年上半年全国建筑施工事故分析报告附后。
二、2006年上半年安全工作总结
一是强化了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年初制定下发了《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综合防灾与应急管理2005年工作总结与2006年工作要点》和《建设部安委会2006年安全工作措施分工意见》，并先后于今年1月26日和4月26日组织召开了建设部2006年第一、二次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分别于2月中、下旬召开了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委会办公室主任会议、全国建筑安全生产第四次联络员会议，对去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动员。5月24日，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联合召开了全国建设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汪光焘同志和黄卫同志做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当前存在问题，提出了下一步的安全重点工作。6月8日，召开了部分地区建筑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黄卫同志在讲话中从五个方面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要求。
二是加强了形势分析和事故预警工作。发布了《2005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分析报告》和《2006年第一季度重大事故分析报告》，并针对各地发生事故情况，发出了《关于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05年连续发生四起事故情况的通报》、《关于近期重大建筑安全事故情况的通报》、《关于对北京市吉广饭店装修人员“1.2”中毒事故的通报》、《关于对近期四起重大建筑安全事故的通报》等事故通报，并针对北京“2.21”重大事故，下发了《关于加强建筑施工现场临建宿舍及办公用房管理的通知》。另向北京市、江苏省和云南省发出了《请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的函》，督促有关地区加大安全工作力度。
三是推进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工作。出台了《关于严格实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若干补充规定》（建质[2006]18号），并下发《关于开展全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建质电[2006] 22号），在各地自查基础上，3月和5月会同国家安监总局对全国二十个地区安全生产许可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督查。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严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施工企业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紧急通知》（建质[2006]79号），分别于2月21日和4 月14日在建设部网站和中国建设报上公示了各地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名单，并建立了全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信息系统和重大事故企业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季度通报制度，目前大部分地区已将取证企业信息录入信息系统。
四是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我部制定了企业提取安全费用的调查研究和测算工作方案，就明确房屋与市政工程范围向国务院安委办提交了请示意见并得到国务院安委办的批复，还向全国转发了上海、北京、湖南、南京等地区和城市有关安全生产的工作经验。
五是部署开展了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和建筑施工专项整治工作。根据部第87次部常务会议部署，确定今年以预防高处坠落为主开展专项整治，下发了《关于开展2006年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地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制定实施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严格坚持边查边改，及时加强工作指导。同时，根据《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督促指导各地全面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促进施工企业管理标准化、现场标准化和操作标准化。
六是加强农民工职业安全和培训教育工作。按照国发〔2006〕5号文精神要求，与全国总工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农民工作业、生活环境，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健康的通知》，积极督促企业贯彻落实《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组织编写了《建筑工人安全操作知识读本》，开展了向农民工送书活动。还针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举办了四期重大事故案例分析培训班。
三、下半年工作要点
下半年，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建设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紧紧咬住工作目标，突出工作重点，并在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一是强化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建设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抓、负总责。二是明确工作目标，完善责任制度，加强对重点地区（上半年事故较多、上升幅度较大的地区）、重点环节（高处坠落和施工坍塌事故）和重点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薄弱、事故多发单位）的督促检查，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三是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是建立健全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核心的责任体系。
（二）深入开展建筑施工专项整治
各地要贯彻我部《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的指导意见》，完善工作方案，严格按照“四个阶段”完成各项环节，加强领导，务求实效，确保今年整治目标实现，高处坠落事故大幅下降。为推动全国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我部将对重点地区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情况进行调研，在今年8月召开全国建筑安全生产联络员第五次会议暨专项整治工作现场会，在今年10月份的层级督查中，将各地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进展情况作为督查重点之一。
（三）强化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管理
一是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建设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联合通知精神，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禁止无证企业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坚决将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企业清出市场。二是要研究制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管理办法，强化对已经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是否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动态监管，依法暂扣发生重大事故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认真核查其安全生产条件。同时建立健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全国信息共享和动态管理。三是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于无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施工且造成重大事故的，不但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处罚有关企业，还要严肃追究业主和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四）规范重大事故处理工作，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一是进一步规范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研究制定重大事故处罚实施细则，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罚制度化、规范化，杜绝执法不力、处罚不严等问题。二是各地要对今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故进行梳理，强化与有关部门沟通，按照规定时限及时结案。三是要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对重大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罚。我部将对重大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处罚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五）强化各项经济投入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一是要继续贯彻落实《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管理规定》，强化对此项费用的监管。尚未出台本地区配套政策的，要加紧完成。二是强化企业提取专项费用的调研、测算工作，尽快制定出台建筑施工企业提取安全费用管理办法。
（六）突出抓好农民工安全培训教育
各地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高度重视一线操作人员基本操作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培训，探索实行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提高广大农民工的安全防护意识和素质。同时，要进一步落实我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改善建筑业农民工作业、生活环境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健康的通知》，督促企业贯彻执行《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等规范，维护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卫生权益。
（七）进一步落实监理单位安全责任
一是要督促监理企业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提高安全监理业务素质。二是要细化监理安全责任，要求监理企业把安全监理内容纳入监理规划，并在审查施工企业相关资格、安全生产保证体系、文明措施费用使用计划、现场防护、安全技术措施，严格检查危险性较大工程作业情况，以及督促施工单位整改事故隐患等方面充分发挥监理企业的监管作用。三是要出台《关于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责任的若干意见》，强化对监理企业的监督检查，同时积极支持其按规定履行安全监理职责。
（八）建立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设备和产品公告制度
为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安全技术设备和工艺，及时淘汰严重危及安全的落后工艺、设备，我部将建立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设备和产品公告制度，定期发布推广使用、限制使用和强制淘汰的技术、设备和产品目录。各地要加大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科技进步步伐，同时要及时总结重特大事故教训，组织修订不适应的安全技术标准，把先进适用的安全技术反映在强制性标准中。施工企业要及时提取安全生产专项费用，购置和更新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附件：全国建筑施工事故分析报告（2006年1月1日至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