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O：中国商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公海捕鱼机会”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为《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杂志2003年12期刊发的专稿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人阶层都是从“公海鱼场”发展而来的，这一点与西方很不相同。庞大的国有经济从整体上来看，是个养满了“休克鱼”的公海鱼场，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经济的大海要想健康地与国际经济的汪洋互通互联，绝不能再维持这种“休克状态”，必须把这个公海鱼场向外界开放，引入新的水源、空气和养料，才能把休克鱼救活。
从1978年至今，这个公海渔场已经为中国商人们带来了20多年若干次或大或小的公海捕鱼机会。
目前正被热炒的“国有企业MBO改革”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公海捕鱼机会，但绝对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海捕鱼机会。
“公海渔场”再度面临“休克威胁”
中国的公海渔场曾经几度经历休克威胁，为了对付休克困境，每次都把一批公海里的“鱼”转给外界的非公海渔场去养（主要是中国商人们的民营渔场，也有一部分转给了外资渔场），通过非公海渔场的活力和增产，从而在整体上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势。
这次，公海渔场又遭遇了新一轮的休克威胁。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
中国公海渔场这次休克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中国公海渔场的这次休克：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国企改革需要再次鼓励商人们“公海捕鱼”
20多年来，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上述的我国公海渔场面临又一次休克威胁。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
实际上，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因此，两权分离在中国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不可避免地成了秋风中的落叶。于是，MBO就取代了两权分离的地位，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角。MBO，英文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民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1、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2、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公海捕鱼”并不是挖国家墙脚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提到“公海捕鱼”，许多人就想到这是不是在“挖国家的墙脚”？要判断这个问题的性质，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看它是不是为中央政府首肯的；二、看它是不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公海捕鱼”能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时，它就是合理而且合法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曾发生过数次“公海捕鱼”，从总体上来看，每次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实际上，放眼整个世界，几乎每个立志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国家都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公海渔场向民间渔场开放、改造，区别只在于速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为什么要鼓励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公海捕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知道“商业”和“商人阶层”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通过一次次的公海捕鱼，逐步使经济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这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
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
当然，公海捕鱼也必须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反面的例子是俄罗斯，俄罗斯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企，只卖了72亿美元。俄罗斯进行圈资运动时，由于不具备完善的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主要指市场等价交换的观念）等条件，其圈资运动的结果是权力腐败，是“官僚瓜分国企大蛋糕”。剧变之后，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结果出现了“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结果，它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相反，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控制能力严重降低，从而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这种“不当的圈资运动”使俄罗斯陷于长期衰退之中，使它从一个超级强国沦落到目前的状况。
MBO：从“视为偷鱼”到“公开捕鱼”
MBO在中国的主流意识里已成为一种先进的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在我国1200多家上市公司中，涉及国有资产的有900多家，其中的300多家正在积极探索MBO，据保守估计，应当有100多家的MBO改革已经既成事实，其中包括不少大名鼎鼎的名企。MBO热同样波及到了大量的非上市国有企业，据说，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抢在国资委发挥作用之前进行了大量MBO，完成了正式的“摘帽”。
要知道MBO有多热，我们不妨看看国泰君安收购兼并部总经理满满的行程表：从博鳌到北京再回上海，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参加了四个会议，主题全部是MBO与经营者持股，会场里座无虚席，每一个参加者都热情高涨。
仅仅在一年之前，国企的MBO改革还是一种未获中央政府首肯的“地下的干活”。每一次MBO都是特例，能否完成MBO改革完全取决于商人（大多是国企的管理层和专门的投资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和利益交换。但现在，十六大报告关于国有资产处置以及“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决定，已在根本的大政方针上为国有企业的MBO改革打开了事实上的绿灯。大胆地对国企进行MBO改革者不再是“见光死”的“黑侠”，通过MBO来捕鱼的商人不再背上“偷鱼”的恶名（甚至被称为“罪名”）。MBO已经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引水峡，它一头连接着国有经济的水域，一头连接着民有经济的水域，可以公开地从国有渔场里往民有渔场里引水放鱼了。
虽然MBO的核心就是管理层收购，而且允许以企业的资产为担保进行融资，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它们在放贷时并不一定遵循市场法则，往往更多的是按“上级批示”来做，所以，国有大银行在没有接到明确的“有关批示”之前，还不敢（至少是不敢公开地）对MBO进行放贷。因此，目前MBO所需的资金仍然是一个困扰中国商人们的头等问题。以至于有说法称，早期MBO中的钱，只有找地下钱庄借。
至少是在目前向国有大银行求贷无门的情况下，专门的信托投资机构就成了首要的资金来源。在这些专门的投资机构中，那些“国产零零漆”们的力量还比较单薄，无法与国外的那些“真正的007”们相比。于是，资金上没有优势的国内专门投资机构就利用自己发达的国内关系网络，先在前面搜索好的项目，然后，再来换取和外资基金合作的机会，由外资基金进行真金白银的投入，由此筹集MBO所需的资金。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专门投资机构热衷于哪些投资项目？如何得到它们的青睐？一般来说，它们通常对那些业务单一、利润下降的纯生产型公司感兴趣。他们往往把美国在MBO、LBO等操作上曾取得极大成功的KKR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Co）的做法当作榜样：与目前的企业管理者联手完成MBO，然后赋予这些管理层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使公司业绩迅速上升，完成财务目标，从而获利。
不管是国内的业界人士还是国外的专门投资机构，大家都明显感觉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步入标准的法治化、阳光化之际，未来可能会持续8年之久才能全部完成的“国企MBO改革”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海捕鱼机会，所以大家都格外珍惜；即使以后还有公海捕鱼的机会，其规模肯定要小得多。
如何正确引导这次“公海捕鱼”
考查一下西方MBO（西方有国企MBO，也有非国企MBO）的经验，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由于缺乏合适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机构，中国目前的大部分MBO是通过民间资本借贷来解决的。这种大量地通过个人间协议流动的民间资本，一方面反映了MBO对融资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隐含了不能到期还债而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通过MBO来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培育机构投资者是MBO步入良性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机构投资者的主要作用体现为：通过长期投资，促使管理层进行着眼于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性重组；通过持有的权益资本，有效参与管理层收购后的重组，监督、约束、控制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促进治理结构优化和收购后重整；通过自身具有的专业化、管理、人才和投资经验优势，减小投资的盲目性，促进并购市场理性、健康发展，减少中小投资者由于缺乏专业性带来的盲目投资；此外，机构投资者具有资金量大、分散投资等特点，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个人融资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引进机构投资者有利于促进管理层收购的稳定、理性、健康发展。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的功能上存在一定的欠缺，主要表现为缺乏产业投资、以及专业化从事兼并重组的机构投资者。从MBO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结合新的融资工具创新，发展以下几种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专项基金（MBO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用担保公司；风险投资公司。
第二、MBO融资工具的创新及其配套金融制度改革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MBO的融资工具较少，主要体现在债务融资中，缺乏信用贷款、卖方融资、公司债券、次级票据、商业票据等融资工具；在权益融资中，不能发行优先股；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也缺乏相应的转换工具。中国MBO融资工具的丰富和创新，必须进行配套的金融制度改革。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MBO所使用的融资工具，并结合中国MBO的现实融资需要，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创新MBO融资工具，为企业综合利用多种融资工具、组合风险和收购成本提供可能。包括：推进信用评级，促进信用贷款发展；逐步放宽商业银行贷款的有关限制；放宽企业债券的发行限制；探索次级债务工具；建立企业优先股融资机制，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MBO融资的退出机制
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89号
《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已经2005年10月19日市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决策行为，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保证决策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事项决策（以下简称政府重大决策），适用本规定。
需经上级政府批准或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行政事项，按程序报上级政府批准或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
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市级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重大决策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前条所指政府重大决策包括以下事项：
（一）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政府规章；
（二）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制定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
（三）编制财政预决算、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四）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专业规划；
（五）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与调整、需长期采取的重大交通管制措施；
（六）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国有资产处置方面的重大事项；
（七）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或调整，产业区域布局的规划或调整；
（八）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措施；
（九）土地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重大措施；
（十）其他关系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需由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
政府重大决策的具体范围和量化标准，由市、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的办公厅（室）根据本级政府的管理权限，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拟订，报本级政府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四条 政府行政首长和分管领导对一般行政事项决策，可以不通过政府全体会议、政府常务会议议决程序。但应当按照科学、效率、合法、公平原则，参照本规定有关要求，择优决策，其决策内容应当向其他有关政府领导通报。
人事任免、行政问责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不适用本规定。
第五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科学决策原则。尊重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的方式，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合，使决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二）民主决策原则。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做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依法决策原则。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第六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兼顾公民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七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媒体等方式依法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除外。
第二章 决策形式
第八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经过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替代会议议决。需提交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按政府全体会议工作规则的要求进行。
经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由行政首长或其办公会议、行政首长委托的分管领导对重大行政事项作出决策的，应当事后向政府全体会议或政府常务会议通报。
第九条 政府行政首长代表本级政府对重大行政事项行使决策权。
政府分管领导、政府秘书长（政府办公室主任）协助行政首长决策。
第十条 下一级政府，本级政府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及其他有关单位（以下简称决策承办单位）负责承办本级政府重大决策的调研、方案起草与论证等前期工作。
决策承办单位可以委托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有相应能力的组织完成专业性工作。
第十一条 政府办公厅（室）负责组织安排政府重大决策活动，并提供综合服务。
政府法制、政府政策研究与发展改革研究等机构，政府参事室、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及政府法律顾问应当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政策、专业咨询等有关服务。
第三章 方案准备
第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深入开展决策调研工作，全面、准确掌握决策所需的有关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形成决策调研报告。
第十三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提供科学、全面、务实的决策备选方案。对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的问题或者存在争议经协商仍达不成一致意见的事项，应当根据公众、专家或部门的不同主张拟订两个以上决策备选方案。
拟订决策备选方案时应当进行风险预测，力求做到决策目标的科学性、明确性、务实性和完整性。
决策承办单位拟订决策备选方案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所采集的信息失真或者过时；
（二）遗漏必要的信息；
（三）隐瞒、歪曲真实情况；
（四）泄露需要保密的信息。
第十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决策备选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合法性进行充分论证。涉及资源配置的决策，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其结果可以量化的应当量化。
第十五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评审组对决策备选方案进行评审，形成综合评审意见。
第十六条 专家评审组应当由3名以上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随机组成。
参加评审的专家享有知情权、独立表达意见权、取得服务报酬权和其他权利。
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遵守工作规则，作出严谨的评审结论，并对确认的评审意见负责。
第十七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采用报刊、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介公布或者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社会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备选方案的意见，并将意见及采纳情况形成报告。
举行公开听证的，应当按照《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审议决定
第十八条 决策备选方案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前，应当报经分管领导审核同意。
第十九条 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政府重大决策议题，由行政首长确定。
已确定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议题，需要提交政府全体会议审议的，由行政首长决定。
第二十条 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决策事项，应当报送以下资料：
（一）决策备选方案及说明；
（二）风险预测报告；
（三）专家评审组综合评审意见；
（四）有关机关和社会公众意见的综合资料；
（五）国内外有相同或相似项目的，应当报送有关资料；
（六）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特别是禁止性规定；
（七）经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应当同时报送分析报告。
对送审资料，应当按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规定的资料报送时间和要求报送政府办公厅（室）。
第二十一条 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政府重大决策方案，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到会方可举行；
（二）决策承办单位向会议作决策方案说明，回答会议组成人员的询问；
（三）决策事项的分管领导重点阐述意见，并提出决策建议。因故不能到会的，书面提出决策建议；
（四）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应当发表意见；
（五）行政首长在组成人员讨论之前不发表倾向性意见。
第二十二条 行政首长可以对审议的事项作出同意、不同意、修改、搁置及再次审议的决定。
作出同意决定的，由行政首长或其授权的分管领导签发；作出不同意决定的，决策方案不得实施；作出修改决定的，属文字性修改的，由行政首长或其授权的分管领导签发，属重大原则或实质内容修改的，应按程序重新审议；作出搁置决定的，超过一年期限，审议方案自动废止；作出再次审议决定的，应按程序重新审议。
第二十三条 行政首长一般应当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行政首长也可以根据少数人的意见或综合判断作出决定，但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政府办公厅（室）应当做好政府重大决策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决策会议举行的时间、地点、主持人、出席人员、缺席人员、列席单位及人员、特邀专家、记录人等基本情况；
（二）决策事项以及主要问题；
（三）审议过程及会议组成人员的意见和表态；
（四）其他参会人员的意见；
（五）主要分歧意见；
（六）行政首长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政府办公厅（室）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形成政府重大决策档案。
政府重大决策档案，包括政府重大决策会议纪要、会议专项记录、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报送材料，以及决策执行过程中涉及执行评估、督促检查、公众监督和反馈修正等有关材料。
第二十六条 参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会议纪律，对会议未定和决定不对外公开的事项以及会议讨论情况，不得对外泄露。
第五章 决策执行
第二十七条 政府办公厅（室）应当对政府重大决策进行工作任务和责任分解，明确执行机构和工作要求。
涉及跨分管工作范围的，原则上由一位分管领导负责，有关领导配合。
第二十八条 有关执行机构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全面、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政府重大决策，不得拒不执行、不完全执行、变相执行、推诿执行、拖延执行。
因不可抗力或政府重大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决策目标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的，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行政首长或分管领导报告。
第二十九条 根据政府重大决策执行要求，决策执行机构应当进行执行评估，并将评估结论报告决策机关。
第三十条 政府办公厅（室）负责政府重大决策执行的检查、督办、考核等工作，根据决策方案和政府工作部署，采取跟踪检查、督促催办等措施，确保决策方案的正确施行，并及时向政府报告督查情况。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停止执行或修正的，可以向决策机关或决策执行机构提出质疑或建议。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依法对政府重大决策及其执行进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 决策执行机构应当将政府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及时向决策机关报告。
决策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政府重大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决策目标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的，应当向决策机关提出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决策的建议。
决策机关可以根据执行机构提出的建议或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提出的建议，参照本规定第四章规定的程序作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决策方案的决定。出现紧急情况的，行政首长可以直接作出决定，但必须记录在案。
第三十三条 决策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政府重大决策决定的，决策机关和决策执行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决策机关违反本规定，导致政府重大决策失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决策承办单位违反本规定，导致决策机关决策失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决策执行机构违反本规定，导致政府重大决策不能全面、及时、正确实施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 受委托的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组织，不履行合同约定，或者在政府重大决策过程中违反工作规则，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机关应依法解除合同，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政府办公厅（室）负责组织实施，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配套办法。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