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法角度分析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
孙俊强
(西北政法大学 西安 710122)
内容摘要 在现代公司中，公司的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实现了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的分离，董事是由公司股东会在劳动力市场选聘。在这种治理模式中，董事组成董事会在公司的概括授权下经营管理公司，这种活动是董事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作用于公司的生产资料实现的。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是具有劳动法意义的劳动，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法律关系。
关键字 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所有 公司经营 劳动法律关系
Keyword Corporate governance pattern Install Company Labor-law relationships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公司规模逐渐扩大，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股东会中心主义”不能适应公司的经营管理，所以，公司的治理模式转向了“董事会中心主义”。 在这种公司的治理模式下，董事会在公司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董事是董事会的当然组成人员，行使着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在公司的概括授权下，经营管理公司的内外事务，他们在公司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使得人们不断研究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下简称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从而正确处理董事与公司的利益纠纷。我们国家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所以，学者们对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存在着争议。我国公司法经过多次修正，公司的注册资本降至3万元，适应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中小型公司的数量逐年上升。在这些公司中，股东由于缺乏经营管理公司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所以，在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他们不能有效经营管理公司。与此同时，外部生存竞争日益强烈，大型公司的股东们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具有管理经营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董事。所以，董事的身份也开始越来越职业化。在现实生活中，董事与公司因待遇问题引起的纠纷愈来愈多，特别是我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人们对于公司董事是不是劳动法上劳动者，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不是劳动法律关系进行了探讨 。这些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有重要借鉴意义。
人们普遍认为，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得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对于“劳动者”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或说明。《劳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对前述规定略作补充、调整，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从这两部法律的适用范围来看，只要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自然人，我们都可称其为劳动者。 从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律规范来看，我国劳动法并没有规定董事不是劳动者。
我国劳动法没有对董事的劳动者身份做出明确的规定，加之，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的性质，因此，学者们对董事是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提出不同的主张。董事组成董事会，对外代表公司做出意思表示，进行法律活动，包括聘用劳动者，与其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活动。董事的法律行为往往以公司名义做出，在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中，董事的法律人格被公司所吸收，人们会误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这种观点是从公司的外部关系认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但是，董事与公司的内部关系是无法解释的。我们认为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法律关系。这种特殊性是由于董事在公司的地位决定的。正确认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有利于定性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的性质，对于解决董事与公司的纠纷，特别是董事因待遇问题而与公司发生纠纷有重要意义。
二、董事与公司关系的概述
人们对公司并不陌生，对于公司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公司本质上是股东投资设立的进行营利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上讲，如何使公司正常运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出了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从公司治理的研究又引出公司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的模式有两种，即“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而且“董事会中心主义”在世界范围会成了主流。 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中，董事会在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越来越大。无论是公司治理模式是“股东会中心主义”还是“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作为董事会的当然成员，经营管理公司的内外事务，并且影响着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进行研究，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在我国关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主要有四种学说，即代理人关系说、受托人关系说、委任关系说和双重关系说。
（一）、董事与公司关系的学说的简介
1、代理人关系说。代理人关系说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代理人，与公司的关系完全适用法律关于代理关系的规定，董事只能在授权的范围内开展公司的业务管理活动。代理人关系说是英美法的代表学说之一，但大陆法系的德国也采用此说。英国将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视为代理人地位，“公司本身不能由自己来进行活动……它只能通过董事进行活动。”“他们对在其职权范围内单纯作为公司代理人进行的活动，不承担个人责任；在此种情况下，应该负责的是公司。”《德国民法典》第２６条第（２）款规定：“董事会在法定内和法定外代表社团；董事会具有法定代表人的地位。代表权的范围可通过章程加以限制，其作用可以对抗第三人。”《德国股份公司法》将民法关于“董事会为公司代理人”的立法规定进一步加以明确和具体。该法第７８条（代表）的第（３）项中明确规定：“董事会成员可被授权单独或者与另一名代理人共同代表公司。”该法第８２条（对代表权限和业务执行权限的限制）之（２）规定：“在董事会成员与公司的关系中，他们有义务在有关股份公司的规定范围内遵守由章程、监事会、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和监督事会的业务规章所确定的对于业务执行权限的限制。”我国有的学者亦认为，董事在公司中处于代理人的地位，它以公司名义进行活动，而不承担个人责任。
2、受托人关系说。受托人关系起源于英国早期的合股公司，是依据衡平法上的信托方式设立的历史事实。传统意义上的信托关系，是指董事是公司的财产受托人，而公司股东则既是公司财产委托人又是财产受益人，公司本身的独立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这时公司董事作为受托人团体对公司财产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并且负有相应的委托人义务，后来公司独立法律人格得以确立，公司财产又归公司所有而非懂事所有或董事会所有，判例法上把董事称为受托人，主要是指董事对公司的义务而言，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也非传统意义上的信托关系。
3、委任关系说。受委任关系说见诸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以日本和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及学者学说为代表。《日本商法典》。该法第２５４条之１第③项规定：“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关系，依照关于委任的规定。”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公司为委任人，董事为受任人，公司财产的管理与经营为委任标的。我国“台湾公司法”参考日本商事立法规定：公司与董事间关系，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民法关于委任之规定。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董事有报酬之关系，故这种委任“属于一种有偿的委任，因而其执行职务，应以善良管理人为注意之义务”。我国大陆王保树教授亦主张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为委任关系，并认为，这种委任关系与其他委任契约有所不同，即它仅依股东大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答应任职而成立。董事根据委任关系，“可因其委任而取得对公司事务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权，董事可依其委任处理公司事务。”
4、双重关系说。双重关系说是指董事具有两种身份，即对外是公司的代理人，对内是公司的受任人。因此，董事享有代理人和受托人的权利，承担代理人和受托人的义务。在我国，张民安博士生则是这一学说的积极创导者。张民安博士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代理关系存在于本人与第三人之间，而委任关系则存在于委任人与受任人之间。然而，董事作为公司的代表，在对外进行活动时，并不仅仅是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还必须要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董事就其行为应与公司一起对第三人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二)、董事与公司关系的评析
我们用简短的文字介绍我国学界关于董事与公司关系的四种主要学说，这四种学说从不同方面研究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对于进一步研究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有重要意义。但是这四种学说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了不足。代理人关系说，说明了董事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法律行为，保护与公司为法律活动第三人的权利，实现交易安全和效率，稳定了经济秩序。这种学说是从公司的外部关系认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不能正确解释，在公司内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而且，就这种学说的取向观而言，董事法律地位如果直接使用民法关于代理人的法律规范，就有一种冲突和观念修正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在公司经营战略、经营决策方面董事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事构成董事会，虽依公司意思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但为达到有效管理公司财产的目的，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须依自己意思，有自己的决定权，因而其与公司代理人的地位截然不同 。受托人关系说，完全将董事与公司作为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而忽略了董事是公司的重要组成人员，董事组成董事会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最终受到公司股东会的制约。董事会是以公司名义对外对内做出的法律行为，虽有自己的独立意思，但是董事的这种独立意思是以公司的概括授权为前提的。“信托制度作为起源于英美法的制度，要求信托人在管理和处分财产时，独立地以自己而非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形成法律关系，其按信托契约管理信托财产，法律严格禁止从事风险投资事务。而董事在管理公司事务时是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的，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可避免地要从事高风险的投资事务与管理活动，显然，信托关系说也无法解释董事的地位。” 委任关系说，克服了代理人关系说的不足，对董事与公司的内部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解释。这种学说是着眼于董事与公司的内部关系来作出解释的，却忽视了董事是要代表公司对外进行法律行为的。因为在我国民商法观念上，委任属于委任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具有对外关系的特征，而董事尤其是董事长既要处理公司内部重大事务，又要代表公司（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法律行为。所以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归入委任说与现实相悖 。双重关系说，是在前三种学说的基础了发展而来的，对前面的三种学说做出修正，从而对于董事与公司内外部的关系做了一定的解释。但是这种学说最大的缺陷是，导致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复杂化，而且对于如何区分公司的内外部事务缺乏明确的标准。同时这种学说不利于董事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法律行为，也不利于保护与公司为法律活动的第三人的权益。
从前面关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学说（以下简成前四种学说）的简单介绍以及对它们的评价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前四种学说的缺陷。但是我们认为前四种学说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前四种学说是基于民商法上的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建立的，具有很强的人合性。这种基于人身信任关系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不符合现代公司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公司的经营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需要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但是，公司的大部分股东缺少这种知识和技能，而且也不愿或者不能从事公司的经营管理。为了实现有效地经营管理公司，适应日益激烈的外部生存竞争，公司的股东们开始在股东以外的人员中选聘那些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者，从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所以那些具有人合性的法律关系，如委托关系和信托关系不再适合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第二，前四种学说将董事实施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看做工作成果的交付。事实上，我们都明白董事经营管理公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董事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作用于公司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等生产资料的过程，在公司股东会的最终制约和监督下经营管理公司，实现公司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根本目标。但是前四种学说，无论是代理人关系说还是委任关系都忽视了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过程性。第三，前四种学说不能解释这种法律关系，即职工董事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董事担任公司经理时，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了职工董事制度，即公司全体劳动者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代表参与公司管理的民主参与机制。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规模小，人数少的公司设执行董事1名，该董事可担任公司经理。对于经理与公司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暂且不论，就职工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而言，职工董事与所在公司存在劳动法律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前四种学说不能完全对所提及的法律关系做出正确解释。第四，前四种学说不符合我国公司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的注册资本，中小型公司数量增加。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公司的经营决策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而且这些公司的股东由于缺乏经营管理公司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不愿或者不能从事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加上，大型公司为了应对日益激烈国内外公司的竞争，公司的股东会开始在公司股东以外的人员中寻找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去经营管理公司。在一般人看来董事是劳动者，而且是一种脑力劳动者，因为他们认为董事是管理者，在经营管理公司的过程中付出了劳动。董事们也认为自己与公司的关系属于劳动法律关系。所以，董事的身份在我国发生了变化，董事日益职业化。
在研究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的过程中，前四种学说是继承发展的，但这种继承发展是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徘徊，无法适应我国公司的发展现实。假设，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前四种学说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够得到完好的解决，而且这种假设也适应了我国公司发展的现实。在前面分析中，我们发现董事与公司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劳动法律关系。但是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不是劳动法律关系，董事是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我们还需要继续论证。
三、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一种劳动法律关系
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会形成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这些关系中的一种。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人们会形成劳动关系。所谓劳动关系是指人们在从事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关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们一方面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人们彼此之间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劳动法律关系只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劳动关系就是劳动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是指劳动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式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以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认为劳动法律关系有如下的特征：（1）劳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2）劳动法律关系是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3）劳动法律关系是具有人身关系属性和财产关系属性的社会关系；（4）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的社会关系。据此，董事组成董事会，在公司的概括授权下经营管理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董事与公司会发生各种关系，而法律关系只是这些关系中的一部分。我们要研究董事与公司的劳动法律关系，就要在这些法律关系中找出那些具有劳动法意义的因素。
（一）、公司董事的身份日益职业化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司的治理模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公司的治理模式由传统的“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了现代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在此过程中，董事在公司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董事日趋职业化。也就是说，董事不再是公司股东会从公司的股东中选聘出来，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董事在公司的身份发生这样的变化是有深刻原因的。段威博士对此作了如下的解释 ：“现在公司经营规模日趋庞大，股东人数日益增多，动辄数十万人上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上千万。在这些股东中，绝大多数是作为中小股东的自然人股东，他们的特点是：一方面，人数众多，所在地域分散，所持股份在公司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从而在公司中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具备经营管理现代化大型公司所必须的知识与技能，也缺乏对公司业务信息的基本了解。该特点进一步决定了，这些股东缺乏经营管理公司的凝聚力和原动力，以及经营管理公司的必要技能条件，因此要求这些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不现实，可能也不符合绝大多数股东的意愿。实际上，不仅作为中小股东的自然人无能力或不愿意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法人等机构股东由于各种原因对参与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表示了反感。”简单地说，在公司内部，公司规模日益扩大化，内部结构日益复杂化，经营决策日益专业化；在公司外部，经营节奏不断加快，生存竞争日趋残酷，经营影响日渐深远；这些决定了公司经营管理权不能交给人数日益增多又缺乏经营管理才能的股东们，必须由公司经营决策者—-董事行使 。基于以上的原因，公司的治理模式由“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了“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所有和公司经营发生了分离，董事的人选也日趋从股东以外的具有经营管理公司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中选聘。
学者们认为，促使公司经营管理权逐渐从企业所有者向职业管理者转移的根本原因是职业管理者具有的经营管理公司的才能。一方面，公司内外部环境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数众多，缺乏公司经营管理才能的股东又不适合担当公司的经营管理重任，现实的选择只能是选聘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人才放置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位置，而董事自身良好的道德品质，优秀的专业知识等优势也却是决定了他们胜任这一角色 。同时，我们应该始终记住：公司的本质是公司股东投资设立的进行营利的工具，所以凡是有利于实现股东设立公司的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应该为公司所采用。在现代公司的发展中，公司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公司不得不考虑从公司股东以外的人员中选聘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担任公司的经营管理职务，即董事。伴随着公司的治理模式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的身份越来越职业化了，董事日趋成为了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的可能性增大了。
（二）、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中公司是用人单位
一般认为法律关系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即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而且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根本因素，决定着法律关系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具体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决定着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和内容。董事组成董事会，代表公司并授权公司的其他机构和人员，招聘劳动者，与劳动者建立劳动法律关系。而且董事会决定了公司的职工的劳动任务、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等与劳动相关的事务。可以说，董事组成董事会代表了公司行使其劳动法上的权利，但是，这也给人们带来了误解：董事会是用人单位；同时也产生了疑虑：在选聘董事的过程中是谁来代表公司行使其用人权？所以，在论述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不是劳动法律关系，应该从董事和公司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入手，分清谁是用人单位，谁真正行使公司的人权。
用人单位，是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招聘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并向其支付劳动报酬的社会组织。用人单位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在国外与之相对应的是雇主。理论上认为某个法律主体要成为劳动法的用人单位必须具有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即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力的使用者，必须能够为劳动者实现劳动提供必要的条件。我们认为作为用人单位应该具备下面的条件 ：（1）劳动者编制和招工指标，（2）劳动者录用基本条件，（3）工资总额和最低工资标准，（4）法定工作时间和劳动安全卫生标准，（5）社会责任。简单地说，某个社会组织是否是劳动法的用人单位，应该满足一定的条件：一是拥有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场所；二是有能力承担劳动法规定强制性义务。国外对于用人单位的规定是不同的 ，有的国家将用人单位规定为“直接或者间接代表雇主利益的任何人”，如《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和《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有的国家将用人单位规定为“私营部门的法人和自然人”，如《伊拉克共和国劳动法》，有的国家将用人单位规定“无论自然人和法人”，如《卢旺达劳工法》，有的国家将用人单位规定为用人单位及用人单位的行政领导人，如挪威。相比之下,国际劳工组织的许多公约则更为简洁：“雇主”一词,除另有歧义外，包括任何公共当局、个人、公司或协会；该组织的许多论著和文章在对“雇主”进行进一步解释时强调,“雇主”不一定就是企业主,为此,不论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还是部分社会化经济条件下,雇主是指雇用或解雇工人的人。应该说，国外及劳工组织将用人单位的范围不扩大，包括任何法人和自然人。但是，在我们国家用人单位的范围是有限的。根据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我国的用人单位包括以下六种组织：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实际上我国的用人单位只有两类，即法人和非法人社会组织，我国劳动法不认为自然人是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
在我们国家，依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据此，公司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从事一定的民事法律活动，包括招聘劳动者，实现其生产经营任务。公司是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享有劳动法上的权利承担劳动法上的义务，具有招聘劳动者，使用劳动力的资格。公司拥有生产资料和固定的场所，它能够为实现劳动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保障劳动者实现劳动的物质条件，保护了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所以，公司的内部机构，如董事会不是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充其量代表公司行使其用人权。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中，公司是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当然，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必然是要行使用人权利的，但公司作为组织机构自己是不能做出意思表示的，需要其组成人员代为做出意思表示，从而进行有劳动法律规范意义的活动。在过去，由于公司的治理模式是“股东会中心主义”，股东们组成股东会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但是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变化导致了“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再适应现代公司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公司的治理模式倾向于“董事会中心主义”。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公司的所有和公司的经营发生了分离。也就是说，公司的股东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股东会的经营管理权让渡出来，交给公司的经营管者——董事行使，而保留影响公司命运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公司所有绝非通常意义中法律上的所有权，其毋宁说是关于股东在公司中的一种特殊的经济上的“所有”地位，该地位在法律上表现为一系列权利的组合，具体表现为(1)全体股东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公司及其内部各机构的最高行为目标；(2)全体股东对涉及公司根本或存亡命运的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3)股东依法享有某些特定的参与管理权、监督权及受益权 。在现代公司中，股东们组成股东会不再行使公司全部的经营管理和经营决策权，他们将这些权利授予公司的最高管理层——董事会行使。董事们组成董事会经营管理公司，决策公司的经营方式，这些足以影响了股东设立公司的根本目标。选聘董事对于公司的股东们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公司的股东们组成股东会保留了选聘董事的权利。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所分离的过程中，虽然股东会让渡出经营管理权，但是是关于公司命运的权利始终不能放弃。在选聘公司的董事过程中，公司的用人权是由且只能由公司的股东会行使。
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中，公司是作为用人单位行使劳动法上的权利，履行劳动法上的义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是组织，要进行意思表示并进行相应的法律活动，必须由一定的自然人代为行使。股东投资设立公司，本应由股东代为公司做出意思表示进相应的法律活动。但是，公司的发展形势注定股东不愿或者不能从事公司的全部法律活动。所以，公司就要面向社会选聘股东以外的人员，作为公司董事经营管理公司内外事务。在现代社会，公司行使劳动法上的权利是由公司内部机构以公司名义行使的。组成公司内部机构的人员分为两种：一是公司的经营决策者，如董事和监事；二是公司劳动而公司经营决策者以外的人（简称一般劳动者）。所以公司的用人权有两种：一是选聘公司经营决策者，如董事和监事的权利，二是招聘一般劳动者的权利，包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的公司的用人权也由公司的不同机构行使。对于第一种用人权利，只能由股东组成股东会而行使，对于第二种用人权，由公司的董事会及公司授权的其他内部机构行使。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相分离的情况下，董事由公司的股东会选聘产生。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选举和更换非由劳动者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所以，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中，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由公司股东会代表公司行使选聘公司董事的权利。
（三）、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是劳动法上的劳动
一定的法律活动产生一定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离不开人们的活动。前面，我们对劳动法律关系做了简单的论述，从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中，我们看出，劳动法律关系是在劳动者以其自身的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发生。所以，对于劳动法律关系的理解离不开对劳动者的理解。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中，董事的职责就是经营管理公司，进行经营决策。事实上，我们都明白董事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董事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与公司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董事是不是劳动者，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不是劳动法律关系要从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是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入手。
劳动，是一个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的概念，其含义往往因适用范围不同而有所差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分析劳动过程时，对劳动的一般定义做过精辟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的、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据此可以认为，一般意义的劳动，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消费）劳动力，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最简明的表述，劳动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除具有一般含义外，还有其特定的内涵。其中包括1、从主体看，它是以劳动者（雇员）身份所从事的劳动。凡不在劳动者之列的人所从事的，或者虽在劳动者之列却以劳动者以外身份所从事的劳动。2、从目的看，它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职业劳动。即，为获取报酬作为其生活主要来源，而且相对固定在一定劳动岗位上所从事的劳动。3，从性质看，它是履行劳动法律义务的劳动。也就是说，它是为了向用人单位履行劳动法规、集体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为依据的法律义务。4、从形式看，它是用人单位的集体劳动。这是指各个劳动者由用人单位组织起来并在用人单位指挥或指派下，以用人单位的名义共同劳动。在这里，劳动者的劳动受到用人单位内部规则的约束，受用人单位意志的支配。综上所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专指劳动者为谋生而从事的，履行劳动法规、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所规定义务的集体劳动。
劳动法上的劳动，是在用人单位的安排管理下，劳动者运用自身的劳动力作用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的过程。我们认为，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是劳动法上的劳动。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中，公司是用人单位，公司选聘董事的权利是公司股东会以公司名义行使的，具体而言，公司股东组成股东会代表公司或者以公司的名义选聘董事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董事在公司的概括授权下，运用自身的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作用于公司的物力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资料经营管理公司，使公司正常运转，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公司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从股东转移给董事，董事日益成为一种职业，是劳动者谋生的手段。在我国，公司的股东由于自身条件条件的限制，不能有效经营管理公司，加之外部的生存激烈竞争促使公司开始在股东以外的人员中寻求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管理经营公司。我国是人口大国，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市场，形成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批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因素导致董事日益职业化，董事越来越成为劳动者谋生的手段。所以，我国的董事成为一种职业，劳动者谋生的手段之一。董事组成董事会经营管理公司的权限来自于公司股东会的授予。这种授权只能是概括性的授权，董事经营管理公司中有极大的裁量权。这满足了公司正常运行的需要。但是，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权限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此作了规定。董事行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不是独立的依靠自己的意思行使，而是组成董事会集体行使，而且对于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务还需股东会批准。为了适应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和公司正常运转，董事会的权利日益扩大。但是，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公司利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则必然会制约董事会的权利，而且公司也设立监事机构来监督公司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所以，公司董事由股东会选聘，组成董事会在股东会授权监督和监事会的监督下实施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具有劳动法意义的劳动。
总之，公司的股东组成股东会，代表公司选聘董事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并且监督董事会的行为，牢牢握住决定公司命运事项的权利。董事组成董事会根据股东会的概括授权在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的权限内经营管理公司，并且接受股东会和监事会的监督。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过程是董事将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作用于公司的生产资料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董事经营管理公司实质是劳动法上的劳动。
（四）、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中董事是劳动者
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得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劳动者的界定有不同的标准。英美法法系从控制、整体性、工作供给和损益四个方面界定劳动者。大陆法系从从属性的角度界定劳动者。我国受大陆法系影响比较浓厚，因此，我国的劳动法学界是以大陆法系标准界定劳动者的。理论界关于劳动者概念的专门讨论并不多见，往往只在教材中提及，主要观点有：1、认为法律上的劳动者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已参与劳动关系的自然人；狭义仅指劳动者。劳动者亦有广、狭义之分，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参与劳动关系，但不一定为劳动法律关系的自然人，此即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自然人，此即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2、认为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是与劳动力使用者相对应的一方主体，是按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3、认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在现代产业社会中受雇于他人，以工资报酬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的体力和脑力工作者。4、认为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界定标准不明确，理论研究也不足，建议采用日本法上所采取的“使用从属性”作为认定劳动者身份的标准。从学界所给予的劳动者定义中不难看出，不同观点所体现的劳动者范围不尽相同，有的定义只限于劳动关系或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劳动者，有的定义则涵盖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有的定义只限于合格劳动者，有的定义则涵盖了合格和不合格劳动者。对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人格从属性”标准，其定义中都含有“管理”一词，即只有提供了无自主劳动的自然人，才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 。对于劳动者的法律概念，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或说明。《劳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对前述规定略作补充、调整，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从这两部法律的适用范围来看，只要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自然人，我们都可称其为劳动者。
结合劳动法学上劳动者的理论和我国劳动法律规范中关于劳动者的规定，我们认为董事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运用自身的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实现公司交付的劳动，即经营管理公司。董事组成董事会在公司的概括授权下，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制定公司的经营计划方案，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董事们运用自身的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作用于公司的人力物力等生产资料，实现公司的生产任务，其本身就是劳动法上的劳动。他们的具体劳动表现为：在外部，董事们在董事会上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经营决策作出决定，并授权公司的其他人员以公司的名义做出一定的法律活动。董事代表公司做出意思表示，进行相应的法律活动时，其人格为公司所吸收。在内部，董事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受到公司其他机构的监督，如股东会和监事会。在现代公司中，实现了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的分离，公司的治理模式是“董事会中心主义”。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下，股东掌握着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如选聘公司的经营决策者和决定公司是否解散等。公司股东绝大多数不具有专门经营公司的知识，所以，公司将经营管理公司权授予公司的决策者，即董事。公司经营与公司所有一样，亦非一种内容明确、界定清晰的法律权利，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上的地位——对内组织管理公司运营、对外代表公司开展业务，其在法律上表现为处于公司经营地位的人依法享有的标明并保障其公司经营地位的具体法律权利。公司经营具体表现为在公司内部，董事排他性地享有公司业务经营管理权；对公司外部，董事唯一性地享有公司业务经营代表权 。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下，董事所从事的与经营管理公司、制定公司的经营计划方案等相关的法律活动从属于公司。董事组成董事会在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和经营决策享有极大的裁量权，而他们的权限最终来源于公司股东会的授予，受到公司股东会的制约。我国人口众多，具有强势的人力资源。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进入市场，形成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大批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现代化的公司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会把选聘董事的目光投向劳动力市场上。总之，在现代公司中，董事不一定要从公司的股东中选聘，公司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上选聘那些具有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董事组成董事会在公司的概括授权下实施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这种活动具有明显的过程性，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董事从属于公司，在公司股东会的概括授权下经营管理公司，并接受公司其他机构的监督。所以，董事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为了适应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变化，确保公司正常高效运转，公司通过公司股东会在劳动力市场上选聘公司的董事。董事组成董事会在公司的概括授权下经营管理公司。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利必须依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权限范围行使。公司的其他机构，如股东会和监事会，对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予以监督。虽然，公司的董事在经营管理公司过程中享有很大的裁量权，但关系公司生死存亡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牢牢握在公司股东会的手中。所以，董事是由公司股东组成股东会代表公司选聘，他们组成董事会经营管理公司。董事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是在公司的监督下进行的，服从了公司的意志，是从属于公司的法律活动。总之，在董事与公司之间，公司是用人单位，享有用人权，履行相应的义务；董事组成董事会在公司的概括授权下实施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即劳动；董事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履行相应的义务，他们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
四、董事与公司劳动关系的特殊性
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但是由于董事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在公司中有着不同于一般劳动者的地位，这导致董事与公司的劳动法律关系具有了特殊性。以社会系统论观之，一个人在社会中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身份与角色，因此董事在公司的地位决定董事具有不同的角色。相对于公司而言，董事是公司股东会代表公司选聘的，经营管理公司的劳动者；相对于公司的一般劳动者（以下简称一般劳动者）而言，董事根据公司的概括授权管理安排一般劳动者的劳动，代表公司行使其用人权，是公司一般劳动者的管理者；这就是董事的双重性，即董事劳动的双重性和董事身份的双重性 。董事劳动的双重性，是指董事依公司的授权安排管理公司的一般劳动者从事劳动，这对公司来说是劳动，是他们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之一；但是，相对于一般劳动者而言，是管理行为。董事身份的双重性，是指董事组成董事会经营管理公司，包括安排管理一般劳动者的劳动任务，是董事完成公司交付的劳动，所以董事是劳动者；但是，在一般劳动者看来他们的劳动要受到董事会的安排管理，因而，董事是管理者。台湾学者史尚宽说，雇用人有同时为受雇人者，例如包工之工头、棚头、分工头、家内宫业人等，对于其所使用之辅助劳动者为雇用人，而对于企业者则为受雇人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法律关系。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董事的劳动者资格、董事与公司劳动法律关系的运行、董事劳动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和处理董事与公司产生劳动纠纷等方面。
（一）、董事的劳动者的资格
劳动者的资格是指公民成为劳动者必须具备法定的前提条件。这在劳动法学上统称为劳动者资格，它所包括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共同决定着公民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范围和享有并行使劳动权利、承担并履行劳动义务的范围。劳动者的资格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所谓劳动权利能力，是指公民依法能够享有劳动权利和承担劳动义务的资格。它表明公民依法可以成为哪些劳动权利的享有者和哪些劳动义务的承担者。所谓劳动行为能力，是指公民依法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的资格。它表明公民依法可以成为哪些劳动权利的行使者和哪些劳动义务的履行者。公民只有在其劳动能力达到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要求的水平，并且能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条件下，才会被劳动法确认为有劳动行为能力。公民的劳动行为能力要受年龄、健康、智力以及行为自由因素的制约。某个自然人，只要具备了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就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但是董事受聘于公司，依公司的授权经营管理公司，这是需要高尚的品格与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董事的良好品行，优秀的专业知识决定了决定他们能够胜任这一角色。也就是说，经营管理公司是一项复杂和专业的劳动，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事这项劳动的。
董事组成董事会经营管理公司，除了具备劳动法的劳动资格外，公司法还对其资格做了更严格的规定。理论是认为，董事任职资格一般包括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两种。前者是对担任者必须具备的条件的规定,如国籍、资格股和年龄等;后者指一旦具有则不能担任董事的限制性条件,如品行条件、特定身份、兼职禁止等。各国对公司董事积极资格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年龄、资格股和国籍三个方面 。首先,基本上各国都要求董事应当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一些国家还对年龄上限作了限制,如法国《商事公司法》（1994年修订版）和英国1948 年公司法。在资格股问题上,持肯定说的包括英国早期公司法,持否定说的如日本,要求法律和章程均不得强行规定董事必须为公司股东;另外德国和美国则取折衷态度,将此项规定的自主权交给公司,允许公司通过章程约定董事须为公司股东,但法律不作强行要求。最后在国籍上,仅瑞典、瑞士等少数国家对此有规定。所谓消极资格一般是指具有某些特殊情况的人, 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对董事消极资格作出规定, 是各国公司法的通例，如日本《商法》规定, 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受到破产宣告而未恢复权利的人, 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纳各国公司法对董事消极资格的规定,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有某些罪行尚未结案者, 或犯有某些罪行服刑期满后未逾一定期限者, 不能担任董事；2、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 不能担任董事；3、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人, 如军人、公务员、公证人、律师等；4、监事不能兼任同一公司的董事 。我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下，董事组成董事会经营管理公司，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在公司中处于重要地位，所以董事的劳动者资格是不同于一般劳动者的劳动资格。
（二）、董事与公司劳动法律关系的运行特殊性
中共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
中共国家烟草专卖局
中共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党的作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全国烟草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央《决定》确定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工作部署，对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结合烟草行业实际，以密切党组织同干部职工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集中解决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国家局党组在反复学习《决定》并调查研究后，特提出贯彻意见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烟草行业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和改进烟草行业党的作风建设是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考验的迫切需要。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
烟草行业党的作风建设总体是好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近年开展的“三讲”教育、党性党风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但《决定》指出的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行业一些单位和党员干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的思想解放不够，规范改革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打开新局面的思路、魄力和干劲；有的不重视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刻苦钻研，满足于一知半解，或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学而不悟、学而不用；有的不深入基层，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对干部职工的疾苦充耳不闻；有的弄虚作假，热衷于图虚名，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有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维护小团体利益、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有的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不交流思想，不沟通情况，闹不团结，个别领导喜欢个人说了算；有的工作不扎实，作风飘浮，推诿扯皮，不能沉下心来研究问题、扑下身子抓工作，布置任务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讲话落实讲话”；有的浮躁浮夸，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不讲原则；有的讲排场、摆阔气，大手大脚、挥霍公款、铺张浪费、贪图享乐；有的交友不慎，与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极不正常；有的以人划线，任人唯亲，封官许愿，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有的拉关系、走门子，贿选拉票，跑官要官；甚至有的以权谋私、以烟谋私，违法违纪，跌入犯罪深渊等等。对上述现象，干部职工很不满意，已成为群众议论批评的热点焦点。各级党组织当务之急是要抓住干部职工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放，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让干部职工尽快看到改进作风的实效，使人心悦诚服，增强信心。
各级党组织要从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努力把烟草行业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烟草行业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进学风，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党内生活；标本兼治，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制止铺张浪费；任人唯贤，用好的作风选拔作风好的人。
二、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加强和改进烟草行业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位，大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坚持规范、改革、创新的工作重点，推进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要着重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盲目乐观、故步自封的自满情绪；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从实际出发，认识新事物，适应新要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展工作。要把立足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工作方式方法创新，树立市场经济的新观念，适应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对烟草行业提出的新要求，努力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各级党组织要采取多种方式，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教育、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增强规范、改革、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提倡力戒事务主义，大兴勤奋学习之风；力戒享乐主义，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力戒拜金主义，大兴廉政勤政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大兴真抓实干之风；力戒官僚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改进学风，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
党员干部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加强经济理论、法律法规、经营管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提高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紧密结合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理性思考，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要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言论与行动相统一。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要认真学习和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干部职工的法制意识。中央“十五”期间干部培训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已经确定，国家局党组也制定了《2001年一2005年全国烟草系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明确了突出抓好各级领导干部和年轻干部的教育培训。对行业内处级以上干部，要分期分批安排进各级党校学习，党组织要事先制定计划，逐人落实。通过区分层次、突出重点地抓好理论学习，逐步健全和完善理论学习领导责任制、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领导干部在职自学制度和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
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紧学习世贸组织“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纠纷”三项主要职责，尽快掌握世贸组织成员国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并认真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尽快熟悉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入世”后对烟草行业的影响，转变管理经济的方式，增强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提高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的能力，趋利避害，把压力变为动力，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在变化中站稳脚跟，在竞争中健康发展。
四、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
贯彻《决定》，核心问题是保持党组织同干部职工的密切联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拓宽联系群众渠道，健全定期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制度。把群众路线贯穿于领导决策的全过程，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凡涉及职工群众利益的重大改革，要认真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考虑职工群众的承受能力。高度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把“上访”变为“下访”，主动深入到困难大、矛盾多、问题复杂的单位，倾听意见、化解矛盾、理顺情绪、解决问题、凝聚人心。
要关心职工群众疾苦，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听真话、察实情、访民意，掌握职工群众在想些什么，盼些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密切干群关系，归纳起来就是“深入”两字，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解决那些组织结构调整企业中职工的困难，妥善安排好分流职工的工作。国家局机关倡导和培育“敬业、务实、高效、廉洁”的机关新风，处以上干部要坚持每年不少于5天时间到基层参加一线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帮助解决问题。在2002年的“调查研究年”和“作风建设年”活动中，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本职工作，突出重点，调查研究一、两个问题，特别是调查研究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入世”后我们应采取的对策等问题，重点解决干部职工反映强烈的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尽快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从繁杂的应酬中摆脱出来，大力压缩会议和文件简报，切实改进会风和文风。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通知》（国发[2000〕30号）和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中办发[2001]27号），坚决减少会议数量，压缩会议规模，严格控制会议经费；大力压缩文件简报数量，压缩文件简报报送范围，提高文件简报质量。国家局机关要带头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做到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能合并召开的会议不单独开，能利用现代通信和技术手段的就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必须召开的会议尽可能安排在行业内饭店招待所召开。可发可不发的文件坚决不发，可长可短的文件一定要短，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一律不再发文，能用电话协商解决的问题就不发文，国家局机关没有办简报的司局不再新办，已经办简报的司局只保留一种。文件简报，既要加强对全局工作的指导性，又要注重在具体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切实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注意改进文风，文件简报要简明扼要，言之有物，分析问题要切中要害，所提意见和建议要切实可行，反对空话套话，不搞形式主义。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办公手段，推动信息化建设，从源头上解决文山会海问题。国家局党组将对各单位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党内生活
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领导方法，规范领导班子决策的范围、规则、程序和方法，坚持重要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集体讨论，做到程序规范、决策正确。各级党组（党委）要健全党委议事规则。领导班子内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一把手”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以身作则，胸怀宽广，作风民主，知人善任，加强与班子成员的沟通、协商，发挥副职作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积极参与集体决策，协助正职把好关，为正职分忧解难。班子成员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发现不良苗头和问题要互相提醒，不断增强党组（党委）一班人的团结。
要认真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坚持维护中央的权威，和中央保持一致，保证政令畅通。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允许各行其是、擅自行动。
要发扬党内民主，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中发[1995]3号），保障党员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方面的权利得到正确和充分行使。拓宽党内民主渠道，把党的方针、政策、决议及时传达给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同时保证下级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意见能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以便集思广益，改进工作。
各级党组（党委）每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民主生活会的情况要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并认真抓好会后整改工作。上级党委要加强对下级党委民主生活会的督促、检查和指导。领导干部要过好双重组织生活，并接受机关党组织的监督和检查。坚持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谈心制度。
六、标本兼治，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要坚持标本兼治，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的各项工作。各级党组织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三靠监督，促进党风好转。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政勤政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提高党员干部端正党风自觉性的需要。对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清正廉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管好分管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建设好一支“政治坚强、廉政过硬、团结有力、作风扎实、结构优化、业务精通”的领导干部队伍。
要健全完善监督机制，坚持逐级负责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谈话制度和诫勉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重点抓好烟草行业“两烟”生产经营、工程招标、物资采购、多元化投资等方面源头治理工作。
各级党组织必须旗帜鲜明地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重点查处处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以烟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案件，查处企业改制、改组过程中利用职权私分、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查处个人擅自决定重大事项给企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恶劣影响的案件，查处处以上干部配偶、子女利用该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重大案件不及时查处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根据具体情况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七、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制止铺张浪费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加强对党员干部行为的管理和约束，防止追求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高消费娱乐，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单位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费用。领导干部未经批准不许擅自出国（境），有关单位不准越权审批，必要的出国（境）访问和考察，必须上报主管部门核准，不准经旅游渠道出国考察，严格控制跨地区、跨部门的“双跨”团组，参加地方组团或行业外组团，要按秩序报批。领导干部在行业内出差，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前呼后拥。严格控制“接待费”使用范围，不搞超标准接待。
要强化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经费按预算支出，不得随意追加，加强资金监管，严禁设立“账外账”，坚决取消“小金库”。要精打细算，厉行节约，遵守财经纪律，反对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享乐主义行为，严格控制各类形式的庆祝、纪念、研讨、表彰、奠基、剪彩活动以及各种检查、评比、达标考核。
八、任人惟贤，用好的作风选拔作风好的人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发[1995]4号），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严格执行干部选拔的标准和程序。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必须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严格遵循干部工作原则，坚持任人惟贤，不准任人惟亲；坚持五湖四海，不准搞团团伙伙；坚持公道正派，不准拉关系、徇私情；坚持集体讨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坚持按程序办事，不准临时动议。要负起对干部的培养、教育、考核和监督的责任，加强对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的考核，把干部作风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重用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拓进取、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拥护的干部。
进一步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决定。拓宽选人用人渠道，积极推进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运用“三讲”教育的成功经验，突出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日常性管理和监督。建立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
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干部招聘、职务晋升、职称评聘、专家评选等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推行干部交流、轮岗和回避制度，加大对“一把手”和重要岗位人员的交流力度。改进干部考核考察方法，逐步实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度和差额考察制度。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程序和办法，既要尊重民意，又要防止简单以票取人，严肃查处贿选拉票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选人用人中的问题。加强对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的管理，严禁增加机构编制和超职数配备干部。严格执行干部人事档案管理规定，维护干部人事档案的真实性。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防止和纠正跑风漏气、封官许愿、弄虚作假、跑官要官等行为。
九、切实加强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领导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各级党组织要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抓紧抓好。要按照《决定》提出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结合本单位实际，健全本单位“一把手”带头抓党建的责任制。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执行并完善“三讲”教育后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尽快加以改进。机关党组织要在党组的指导下，做好党的作风建设工作，使机关干部带头转变作风，改进工作。要把党的作风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统筹规划，以抓好党的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好、贯彻好、实践好《决定》，用《决定》精神规范自己的言行，率先垂范。同时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抓好本单位的作风建设，每半年检查一次作风建设的情况，充分发挥民主生活会的作用和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
各省级局党组（党委）要对照中央《决定》和国家局党组贯彻意见，找出、找准当前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抓好所属单位的作风建设。国家局党组将派出工作组，对落实中央《决定》和国家局党组贯彻意见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中共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号召，全行业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以新的精神风貌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
